《图书馆的故事》一书刚出版，我就从亚马逊订购了一本。书是北京印刷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从苏州运过来，不过还是比预定的日期（8月8日）早了一天，共计3天时间，比其他书慢，比预计要快。周末抽空读完了全书。
葛剑雄教授的序里面谈到不少做过图书馆工作的大学者，包括一些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名人，感到很亲切，也是我们的榜样。葛教授的文章以"我的图书馆情缘"为标题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6月12日第9版，如下的段落提到的国家图书馆的人和事：
在担任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助手期间，我得知他曾在研究生的最后学年开始当过三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馆员，而他的族伯谭新嘉先生还是该馆的元老，与他亦师亦友的前辈学者中有好几位都是当初的馆员或编纂委员，如向达（觉明）、贺昌群（藏云）、刘节（子植）、王庸（以中）、谢国桢（刚主）、赵万里（斐云）、王重民（有三）、孙楷第（子书）等，更加深了我对图书馆人的敬意。
本书总体感觉和陈体仁先生翻译的《书店的灯光》类似，是一种随想的文集，谈到各种图书馆和书籍的故事，没有既定的目标，随着作者的思绪在书海里畅游。
因为有机会要整理图书，挑选最好的书用于开架阅览，作者就随着自己所看到每一本书而展开思绪，回顾了图书馆的历史，从古到今，也谈到了中国古代与书籍有关的历史。
第二章"火烧亚历山大"里提到了西班牙征服者为了让整个中美洲皈依基督教而焚烧墨西哥当地的图书，这大概也是当地土著文化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在拉丁美洲访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土著人的后代生生不息，但是土著文化却消亡呢？焚书大概是答案之一吧。类似的焚书事件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还发生或很多次。
在第五章"人人有书读"里，作者提到了不少近代图书馆史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与图书馆编目工作相关的潘尼兹（这里翻译成"帕尼兹"）和杜威。
第116页："帕尼兹很快地投入到编目的工作之中，正是这份工作确定了他在大英图书馆历史上的重要性。"
潘尼兹（帕尼兹）不仅是在文献编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图书馆员，而且还是一位文人和爱国主义者，在意大利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125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威可以被称为美国图书馆运动中的约翰·亚当。他把亚当在政治战场上的好斗意志和力量与效忠权威当局的权利和义务的理念相结合。"
第129页："杜威对妇女的态度为其对图书馆世界的多重影响，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1857年，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成为第一家雇佣妇女在其中工作的图书馆。"
没有想到，150年以后，图书馆员的女性比例越来越高，甚至有可能成为女性的专属职业了。
图书的结尾似乎没有那么随性，以总结性的话语表示了对图书馆未来的思考（第190页）：
我们所面临的不是图书的流失，而是一个世界的流失。正如亚力斯多德时代后的亚历山大，或者文艺复兴早期的大学和修道院，又或者19世纪时那些杂七杂八的研究型图书馆，现在字词的表现形式再次发生了转移，越来越倾向于像素和比特，而不是纸张和墨水。看起来它也是会消失的，就像古代的逍遥学派的哲学家们，他们把书写看成是演说正在面临的一种十分阴险的考验；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高贵的手稿收藏家们，他们看到印刷术的粗暴威力正在危及刚刚复兴的古典世界；或者是19世纪早期手工制造图书是爱好者们，对他们来说，廉价的惊险小说象征着文学价值的稀释和降低。但是，图书馆经过这几许轮回却仍然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希望。通过看管书籍以及文字，图书馆一次又一次面对并战胜了科技、变革，以及权势的冲击。
读了译者赵雪倩的译者序，里面把"巴别图书馆"(Library of Babel)翻译成了"巴比伦图书馆"，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此外，历史人物翻译不很严谨，各个语种的人名没有按相应语言的发音翻译。
在第二章"火烧亚历山大"（第31页），有一段引用博尔赫斯文章"长城和书籍"的段落：
或许长城就是一个隐喻，或许秦始皇要用这项跟过去一样庞大、一样愚蠢和无用的工程来谴责那些热爱过去的人们。
这段译文很令人费解。本人没有读过原文，不知道译者是否弄错了。不过我看到有一篇博文中的译文却很通顺：
也许长城是一个隐喻：始皇帝罚那些厚古薄今的人去干一件像过去那样浩繁、笨拙、无用的工程。（参见文字厨房的博文"赫尔博斯《长城与书》"）
第33页上的插图"神父们焚烧阿兹特克语图书"应该放到第36页。不理解为什么这样，是编辑的疏忽？
虽然有一些不很完美的地方，《图书馆的故事》还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特别推荐图书馆员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