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三天了，主要是了解部门的业务，起草2011年的工作计划，然后就是接触国际出版业的同行们。
曾经做过10多年的外文采访工作，在外文图书采访领域内涉足20年，对国外的出版社了如指掌，也认识了不少人。
国际出版社的首代，数数现在应该是第4-5代了。第一代以培格曼(Pergamon)出版社的刘先生为代表，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工资得的是外汇券，可以买到特殊商品，被大家羡慕。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了解出版管理，能帮助大老板策划大项目，甚至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选》，很不容易。随着培格曼老板的神秘去世这个传遍全球的新闻的发布，培格曼公司也就逐渐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第二代以西蒙和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首代姜峰为代表，他不仅销售做得好，而且涉足版权代理，在合作出版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的年薪首次超过六位数，这在10年前是天文数字了。不少其他出版社的首代都称他为大哥。据说他又离开清华大学出版社，去卓越了，还是做出版。出版社北京代表处做销售的多，能同时做好出版的很少。我很佩服他的策划能力。
前几年，似乎国际出版公司对中国大陆人缺少信任，许多公司都是亚洲总部的人遥控，于是出现香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来回跑的现象，我也知道一些恩怨。现在大概情况好一些了。
现在的首代们，应该是第4-5代，都是这三年内新上来的，我不太熟悉，需要认识。但是他们的老板，许多还都是我认识的。
国际出版界要进入中国市场，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地化（包括系统的汉化、内容的本地化等）问题、价格问题、版权问题，都是难点。
中国出版社以赢利为中心，缺少长远打算。外国大出版社资金雄厚，有能力做大事情，但是成本效益问题也不好解决。
昨天有人说我是国内外文图书采访的元老，这话不恰当。早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图书馆的顾子刚先生就是采访专家，我的前辈郑效洵老先生和邵文杰老师也是专家。不过，我是改革开放开始从事外文采访工作的人中比较老的，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体仁老师，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
做外文采访，人气很重要。不熟悉业内的人，也就很难知道业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