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去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
虽然没有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但是这次却亲自经历，寻找30年前的记忆。
同学中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与大家聚会过，也很少有像我那样第一次返校。只是因为独自在外漂泊，很少有机会回来；过去即使偶尔回上海几天，也要看望老母亲，没有时间参加同学聚会。
校园的建筑全部都是新的，30年代的老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一栋教学楼，是1965年建成的。也恰巧在这栋建筑里，还有我们当时教室，我们得以进去回顾了同学的岁月。校舍改造，体现了教育局的重视，投资很大，但是为什么要拆除那么多的老建筑呢？国内外校友回来，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听老师说只有几棵松树，还有一棵银杏树在那里，都是30年代种的。
老师说，79届是学校最辉煌的时期，我们班级也是理科班里最好的班级。不过，只有我们班里还有学俄语的同学，也是我当时考交大附中的主要原因。不然，我也许就考复旦附中了。
改革开放，我们第一届面向全市招生；我们班级所有人都考上了大学，当时全市大学录取比例不到1/10；我们班级被评为上海市三好集体。
班主任易湘普老师回忆，当时五个理科班的班主任除了他以外都是大学毕业生，他自己不是大学生，却把大家都送进了大学。同学说，以后可以不要求老师都是大学生了，呵呵！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还没有结婚。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老师的小孩还很小，曾经去过他家里。老师至今还记得当时给我们喝百事可乐，他说自己不喜欢喝百事可乐，那么难喝，你们怎么一下子都喝完了？改革开放，可乐刚进入中国，还是新鲜的东西。与我一起去的钟幼伟现在是组织干部，这次没有见到，出差去了。
易湘普老师是学校的名师，去年刚退休，但还是在忙教学工作。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虽然大家都是全市的尖子，但是不能骄傲自满，要全面发展，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谁知道谁会怎么样啊？
俄语汪菊娥老师回忆我们班级的事情，她对我们班印象最深，还知道我当时俄语成绩最好，她允许我不上课，或者上课时看其他书，因为课程内容我都已经完全了解了——初中时候打下的底子。
校友会的陈德良老师到北京来过多次，他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最近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母校在上海四大名校的基础上有更大的进步，排名继续上升。
老师们对我们这个年代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印象十分深刻，现在的学生风格不一样了。社会进步，人也在进步，我们这些书呆子不合时宜了。
大家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似乎不少人都在经商，有一些洋买办，一些出国回来后创业，也有一些自嘲开小"烟纸店"，几个在大学教书，只有极少几个在国家事业单位里工作而且忠诚度很高的人。我们班没有当大干部的，其他班有即将任省部级干部的领导。
有几个同学对当时学的东西记忆深刻，袁世彪同学还用上海方言背诵了元素周期表。我对当时读书的具体细节已经不记得了，大概这些内容都进入我的"内存"，没有进入大脑中的"硬盘"。
邓勤同学家住北京西路，离我家不远。我们经常周末相约坐公交车上学。当时要转几次车，一个多小时，现在坐地铁大概只要半个小时。我们俩都是"叛逆者"，上了复旦，没有上交大。
还有N多人本来准备来的，据说都在新疆、越南、美国等地出差的途中。
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说过话的女生说，北京人比上海人大气。这种评价从上海女性嘴里出来，我觉得很惊讶。
30年很快就过去了，好象还在昨天。高中时代是世界观形成的年龄，当时的教育经历决定了以后做人和做事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