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正在外组织部门活动，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要我参加在福建省图书馆举行的郑效洵同志赠书仪式。
安排我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领导算是找对人了，因为目前在职的员工中，除了我大概已经没有与郑老共事过的人了。
1987年，我刚到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郑老是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的顾问，在我办公室旁边，一个人一间小房间。作为青年同志，我经常帮忙给他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等。
1989年，采访委员会实体建制撤消，我担任外文选书组组长。那时候，郑老的办公室还由我负责管理，不过他为馆里做事情，主要是策划大型的展览和其他学术活动。我们平时工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要负责给他做工资。他还与我同属于一个党小组，我当党小组组长，经常要联系他。
在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接触他，了解他对人和事的看法。当时我不到30岁，他却已经80多岁，而且担任政协委员等职务，觉得距离很大，要仰头看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馆藏书没有专人负责，采访人员轮流选书，导致馆藏图书质量不高，缺藏文献很多。成立采访委员会以后，图书馆集中了一批高素质的人员专门从事选书工作。虽然因为缺少良好的机制保证这种模式的运行，导致后来采访委员会撤消，但是专业人员从事选书工作的做法一直保留了下来。
郑老的儿女们在《回忆我们的父亲——郑效洵》中，讲到了郑老看到《弗洛伊德全集》等名著收藏不全很着急，呼吁国务院给国家图书馆特批自备外汇，补充馆藏。我可以高兴地告诉郑老的儿女们，我已经在10多年前花费精力补充了一大批世界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全集》，完成了郑老的遗愿。
由于他早年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认识巴金、冰心、楚图南、郑易里等文人，所以图书馆要请名人都得通过他。在当时图书馆的培训和展览功能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他策划了几次大型的展览，很不容易，令人称道。
后来，他不经常来图书馆了，但是我们还给他保留了一个办公室，也少不了联络的事情。人不来，办公室总有一些尘土，我们要抽空打扫。
1999年他去世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了追悼会。从我认识他，到他去世，一晃10年。现在，一晃又过了10年，人生如梦。他说的有一些话，总在我耳边回响。
今天的活动的参加者有郑老的儿子郑明少将和郑老的两个女儿，还有福建省文化厅陈朱副厅长和福建省图书馆郑智明馆长。
郑老捐赠的图书有2万多册，这个数字就十分令人惊讶。我在展览中看到有中文图书、俄文图书（例如列宁选集、高尔基《母亲》、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和英文图书（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和毛姆的小说等），看到信札中熟悉的笔迹。
郑老的一生都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译书、编书、出书、理书、选书、购书。我觉得自己与他很相似，也读书、译书、编书、出书、理书、选书、购书，但是我与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他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 * *
郑效洵先生是福建闵侯人，出生于1907年12月14日。20世纪30年代在吉林中学教书，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被反动政府拘捕关押达二年。1938年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参与组织编印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1946年在上海由中共地下组织和许广平同志安排下，基本上一个人主持编校、印刷、出版第一部《鲁迅书简》。全国解放前在上海南屏中学等任教。1950年起在北京参与创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该社总编室、四编室主任及副总编辑，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1966年起受"文革"冲击进干校劳动。1973年进北京国家图书馆工作，任图书资料采选委员会主任及研究员。1977年起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创意为补齐和选购有缺和有用外文书刊，由国家给国家图书馆每年直拨一笔外汇的建议，获国务院批准。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他颁发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荣誉证书"，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在1951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民进中央常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1999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