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象》2009年11月中吴忠超的文章“霍金的剑桥”，仿佛回到了近30年前的学生时代，那种感觉，是享受科学中的美感。当时证明出一个几何定理，或者推导出一个公式，内心的愉悦，是旁人所无法体会的。特别是在理论物理中，用数学公式推导出的相对论，解释了自然的现象，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更觉得大自然的神秘和美丽，不赞叹不行。爱因斯坦、霍金等响亮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大脑中。
从上高中开始，本人就一直喜欢纯理科，最喜欢的是数学、天文学、理论物理学，还有化学、力学等相关学科。虽然当时也很喜欢学习外语，而且名列前茅，但是一直没有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于是，读大学的时候最终选择了数学，而且是最艰深的纯粹数学（基础数学）。
为了学好数学，我开始关注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史。当时最早读的书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我记得在听“宇宙结构”讲座（1982年4月2日）的时候，手中就拿着这本书。虽然当时读的时候不完全理解，但是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我的兴趣从数学和物理，转向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然后再转向了更一般的哲学和更广泛的人文学科。
我虽然已经跳出了数理的圈子，但是一直很留恋那个地方，特别是留恋当时的那种独特的感觉。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从纯粹的理论到偏重于实践，从数理科学的象牙塔顶端到人文学科——这是多么不同的两个极端啊！人的一生中能经历这些完全不同的领域，也算没有白活了。有过这些经历，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人群的思维方式，也能理解各种思想产生的原因。一个宽容的社会，一个能够容忍不同思想的社会，才能出现大师。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容忍具有特殊思想和性格的人们的存在，能出现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大师吗？科学能发展吗？不过，与20多年前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宽容多了。
在学生时代，我一直想成为大师。现在，我仍然敬仰大师，但是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出现大师。要造就大师，第一要有时间的积累，第二要有经济保障，第三要有宽容的社会环境。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高级匠人，为今后的大师创造好条件，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与朋友一起翻译过《欧洲的觉醒》，明年即将出版修订版。那本书中所描述的时代，就为今后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现在回头看来，也许自己很适合学习工科，因为擅长动手，喜欢使用各种工具，也喜欢收藏各种工具。不过，我对语言的热爱始终没有减弱过，从小学到现在，一直如此。
理科、工科、人文、语言——我到底最适合哪门学科？也许自己一辈子也搞不明白，只有回顾历史才会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