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立陶宛国家图书馆(Lietuvos nacionalinė Martyno Mažvydo biblioteka)寄给我的《书目》杂志特辑(Bibliografija 2007)，其中刊登了我在2006年韩国首尔国际图联(IFLA)大会上的发言“National Bibliographies: the Chinese experience”的立陶宛语翻译版(Valstybinė bibliografija: Kinijos patirtis)，感到十分高兴，这是该文章用第六种语言发表。
编制国家书目是所有国家的国家图书馆的职责，在中国如何编制国家书目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005年7月，我在桂林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的时候，突然收到韩国国家图书馆李在善(Jaesun Lee)女士的来信，希望我能去他们馆介绍中国国家书目。我不认识她，不知道为什么请我去发言。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是从网上各种信息了解到我，觉得我去最合适。于是，我在10月马上去韩国，在韩国国家图书馆60周年馆庆纪念会上发言“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家书目”(China National Bibliography at the Crossroad / 기로에 선 중국의 국가서지)，引起了国际图联同行的注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朋友橫山幸雄(Yukio Yokoyama)推荐我去图联大会发言。书目组(Bibliography Section)主席Unni Knutsen仔细阅读了我的文章，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于是我在2006年再次前往首尔，在图联大会的书目组的分会场发言“国家书目：中国的经验”。
在大会的文集中，我的文章被翻译成法语(Bibliographies nationales : l'expérience chinoise)、俄语(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китайский опыт)和西班牙语(Bibliografías Nacionales: la Experiencia China)。因为当时中文第一次成为工作语言，我不知道还可以发布中文，所以没有将这篇用英文写的文章翻译成中文，这始终是一个缺憾。
2006年，意大利9月，意大利图书馆学会主席Mauro Guerrini将我的文章翻译成意大利语(Le bibliografie nazionali: il caso della Cina)，发表在《意大利图书馆协会会刊》(Bollettino AIB : Rivista italiana di biblioteconomia e scienze dell'informazione)中。
2007年，我的这篇文章被发表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专门讨论国家图书馆问题的期刊《亚历山大》(Alexandria: The Journal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ssues published with the British Library)上。
2009年，我的文章被引用于最新出版的《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指南》(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 the digital age: Guidance and new directions)中。
经过那么多年，这篇文章竟然用立陶宛语再次发表，很是令人意外。同时，我也觉得国际图书馆学界很希望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讨论实际问题解决办法，而不是很关心纯学术性的论文。
中国国家书目——我们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