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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庆第二天:学术研讨、下周的会议和感想点滴(2009年9月10日)

 

今天是国家图书馆馆庆第二天,上午继续是图书馆的国际化:促进知识的全球共享国际研讨会,听了张晓林和朱强等大腕的报告。朱馆长特别提到了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间的渊源,其中有曾经在西编组工作过的梁思庄,后来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顺便想起来,过去在国家图书馆西文采编工作过的文化名人很多,其中有图书馆学家梁思庄(做过西编)、翻译家何兆武(做过短时间西编;我特别喜欢看他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前几天商务的老总说这本书创了记录,重印了16次!他在《上学记》里提到了图书馆工作的经历)、翻译家梅绍武(做过国际交换)、哲学家张申府(做过西采;我亲眼看过他用小楷写的卡片,但是现在是大海捞针,无处寻觅了)、出版家郑效洵(我和他还共事过)等,今后大概很难再有了。

下午是“世界图书馆馆长论坛”,听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博士的报告。

中午回到办公室,看到了馆里发的邮册、画册和馆史。看到画册里有不少我的影子,还有一张我拍的照片(N多年前获得过摄影比赛二等奖),很觉得高兴。

馆史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其中的附录中多次出现了的名字。不过大家在翻阅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倒也不是严重的问题。
馆庆接近尾声,我们马上要准备下周的会议。事到临头,还有一些没有落实的事情。大家出谋划策,下午基本都解决了。

我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人办事情总体比较认真,而且有规矩,讲面子。外国人开会,大多数是很简单的——没有会议资料(自己打印或者看电脑),没有条幅,不拍正规的合影,不排座次,吃饭很随便(没有中餐馆的包间),没有礼品,不接送,甚至有一些会议连水都不提供。所以,在中国开国际会议(特别是纯粹的国际会议),我就觉得左右为难。如果太考虑中国特色,外国人会觉得奇怪;如果不考虑中国特色,领导和同事责备也不是好受的。如果我把会议安排成巴黎国际中心的会议那样,自己到旅馆,第二天直接去办公室开会,没有指引,没有签到,没有纪念品,别说外国客人是否能接受,我的领导和同事就不会答应。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体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的传统,让大家以后留个念想,不丢中国人的脸。筹备工作的成败似乎比会议本身的成败更重要一些。

举办国际会议,有一点是比较省事的,就是不用准备饭,大家自己到附近的餐馆吃饭就可以了,我们最多提供指引和参考意见。老外要吃茶点,中午本来就吃得很少,所以也简单。

记得前几年我有一次在地方上组织会议,取消了主席台,大家都觉得不习惯。没有想到,国家图书馆去年和今年有好几次会议,都取消了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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