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日程。上午难得晚一些起来，第一次打开房间的电视，体会了意大利的电视节目。上午第一件事情是在9:45听了UNIMARC工作会议，听到一半就去分类与标引分会场，听曾蕾(Marcia Lei Zeng)的讲演。曾博士的讲演很难懂，即使是专业的图书馆编目员，都觉得FRSAR很抽象，更不要说没有做过编目的翻译们。好在曾博士很细心，事先与翻译作了多次沟通。曾博士重点介绍了那些拉丁语的名称，例如“诺门”(Nomen)和“泰马”（“希马”，Thema）。所有词汇都用尽了，不能表达确切的意思，只好用拉丁语了。其实就是名称和主题的意思。
分类与标引组的主持人是我认识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Françoise Bourdon。不过法国人不知道有什么毛病，明明英语说得不错，非要用法语说，而且当主持人也要用法语，实在令人感觉不方便。我听会的时候经常借一个耳机，主要是监听同传翻译的水平和责任心，一般不太用。法语的主持我听了似懂非懂，就算练听力了。法语也是工作语言，她坚持用法语也没有错啊！不过如果我以后用中文主持，肯定大家都会崩溃的啊！——大多数讲英语的人不会愿意去借耳机听同传翻译的。
这个分会场只有两个发言——本来有四个发言的，临时出问题。不过那两个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多说话。意大利人讲他们的主题标引系统，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实在坐不住了。好在我们翻译过她的文章，基本思路都了解。
第三件事情是中午的书目控制部分会场，有许多重要的发言。国际图联机构改革，这是书目控制部的最后一次活动，书目控制部主席瑞士人Patrice Landry也当专业委员会(PC)的主席了。本来大会期间都要安排社交活动(Social hour)，喝咖啡或葡萄酒什么的。今年因为安排不过来，就在公开分会场的讲演之后，安排了香槟酒，庆祝一些标准的完成。发言题目包括：
“完成使命：国际编目原则”(Mission accomplished: the new IFLA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指南和新方向》”(National bibliographies in the digital age: guidance and new directions)
“从FRBR到FRAD：模型的扩展”(From FRBR to FRAD: Extending the model)
“多语种词表指南：多语种访问和检索标准指南的新贡献”(Guidelines for Multilingual Thesauri: a new contribution to multilingual access and retri standards)
经过7年的工作，Barbara Tillett确实完成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出版了《国际编目原则》。我们都很佩服Barbara的敬业精神，她也表示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她让所有参加这件事情的人都站起来让大家认识，我也是其中之一。
第四件事情是下午在圣心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召开的第三次ISBD工作会议，第一个题目就是讨论“0.2.4.1 连续出版物题名的主要变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6年的韩国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一直被ISBD、ISSN、JSC (RDA)转来转去。这次ISBD重视这个问题，希望能马上解决。ISSN国际中心的编目专家Alain表示要在北京的ISSN国家中心主任工作会议上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要负责主持一下。西方人不理解中文的特点，而且许多问题说过很多次，久了就不记得了。所以说，国际合作是很难的事情，我理解Barbara在做ICP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
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开会，我们不仅不能参加闭幕式，还要坐一次巴士和转两次地铁，不过我们倒有机会看了大学旁边的圣安布罗西教堂(Basilica di Sant’ Ambrogio)，感受了非旅游景点的建筑。教堂里面的精华部分要收费的，我付了两个欧元，看到了最古老的一些东西。
到此为止，IFLA的所有日程都结束了。这几天不仅白天忙碌，晚上还有不少应酬。出来开会，就是要多交朋友，不然出来有什么意思呢？老严说我整天七搭八搭的，谁都认识，连“九搭十搭”都有了。不过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很好。来开了几次会议，许多人都认识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就很方便。只有多投入，才会有今后的收获。一个香港朋友说，在自己的图书馆里感觉很好，出来以后，在国际大环境下，自己很渺小，就是一个小土豆，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7个小翻译很辛苦。同传一直精神高度紧张，晚上都要休息。笔译经常工作到凌晨，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我们还能利用晚上文化活动或者社交活动的时候走一下，她们只能利用最后一天走马观花了。不过，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年轻的时候玩命，现在不行了。世界是我们的，更是他们的。
汶川县图书馆馆长李春与我们住一个旅馆，早晨吃饭的时候经常见到。她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走路的样子有一点艰难。本来张晓林馆长想让她与我们一起走的，可是签证问题解决不了，只好让他们自己走了。听说李春在大会期间频繁上镜，快报(IFLA Express)上登了三次，但是我没有机会听她发言。
这几天平均日睡眠6小时，经常犯困。我明天（当地时间）就要乘飞机回家，时差6个小时，到北京是星期六的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