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工作到11:45，看见行政部门的灯还亮着，他们还在为任老的丧事操心啊！
下午开会，大家商量了老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组织工作。
今天上午馆内有两个任继愈老先生的追思会，一个是社会各界参加的，另一个是馆内老员工参加的。本人参加了善本部（古籍馆）组织的追思会，由馆内老员工参加，还有不少媒体记者和自发前来参加的读者。
不少在任先生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认为，任先生很平易近人，大家感觉不是领导，而是和蔼可亲的长辈；他没有领导的架子，从来不支使别人，从来不为自己家里的事情麻烦工作人员。馆办公室的人天天与他见面，但是似乎从来没有“接触”。
任老是大学问家，但是说的话很朴实，通俗易懂，不故弄玄虚。
孙蓓欣副馆长回忆到，人家都在新年祝大家“万事如意”，但是任先生却说，“万事如意是不可能的，有一两件事情如意就不错了。”
徐自强先生回忆，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慕名去哲学系听任先生讲课，他从来不用板书，也不照本宣科，一堂课就像讲故事一样地讲完了。徐先生认为，任先生的特点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抱负远大。
馆办公室主任张彦回忆了与任老交往的最后日子。任老视学术如生命，住院期间仍不停止学术研究。他做人踏实认真，从不炫耀自己。他一直说，“做人要做老实人，要做什么都不惧怕的人。”
原馆办公室主任黄润华先生回忆了“文津厅”题字的来历，当时是任老先生亲自选的钱玄同的字，最后一个“厅”没有在文献中找到，但是他亲自联系钱先生的家人，解决了问题。1987年国家图书馆新馆开放以后，读者乘公共汽车来图书馆，要过马路，没有斑马线。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市联系了多次都没有解决问题。任老一直担心读者的安全问题，乘陈希同来图书馆开会离开的时候，追出来拦住陈希同，希望解决斑马线的问题，结果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业务处副处长王磊先生在追思会中年龄最小，他含泪回忆了与任老交往的三个感受。第一次经历是2000年初到馆时任老的一次谈话，要求他立志，读史，学外语，这些话激励着他在国家图书馆迅速成长。第二个感受是，任老与他谈话，从来都是以“您”相称；任老与他年龄差距那么大，还以“您”尊称，实在令人感到震撼。第三个感想是在任老最后的日子，王磊在医院陪床。任老在病床上说的，大多数是开会、发言、《大藏经》、书稿等，听了觉得是对心灵的一种净化，自己的烦恼都显得十分地渺小。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都是很强，怎么就走了呢？他去世的时候，正好是每天起床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现在已经去天堂里上班了。
张志清副馆长总结：任先生的学问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