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国家总书库，是国内典藏外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拥有并更新一个大型的有代表性的外国文献馆藏”是我馆的基本职责之一。国家馆外文图书拥有的读者量大，是国内读者科研工作的主要外文信息来源。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我馆的馆藏质量和读者服务质量。
1929年原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前，当时外文馆藏最丰富就是北海图书馆，共藏有西文图书21050册、日文书746册、交换的官书（即政府出版物小册子）53082册这是今天国家图书馆外文藏书的奠基石。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重新达成协议，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后，图书馆的人力、物力、实力大增。1931-1937年间这个阶段，是我馆外文藏书建设的黄金时期，外文文献的采访工作在这个时期逐渐完善。
建国初期，我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时期，急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对外文信息资源的采访比较重视。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外文图书进口受到严重制约，主要是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交换来进行。因此，交换就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渠道。这个时期俄文书刊的数量激增，科技类图书占较多数。
“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受到破坏，把外文书刊斥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许多图书馆的外文书刊都停止了采购，破坏了许多刊物的连续性，造成藏书体系的残缺不全，在外文图书采选上造成很大混乱。特别是西文社科图书严重短缺，造成目前我馆该年代图书的缺藏。
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外文图书采访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规。主要体现在选书机构的专业化和经费的持续增长这两个方面。从90年代末期开始，西文采访工作人员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补充了大量缺藏的中国学图书和学术名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革的损失。到21世纪，西文图书年采访量超过了3.5万种，日、俄文图书年采访量约1.8万种，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0世纪30年代，主持馆务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分设了购书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决定购书方针和计划；审核图书馆拟定的每年分组分类购书费概算；介绍审核图书等。委员属名誉职，但凡关于采访的重要事务均提交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委员会分设西文、中文两组，小组设书记，由馆中、西文采访负责人兼任。
基于调查情况，购书委员会决定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中国学和参考工具书为采访重点，逐步形成本馆的藏书特点。今天，这些方面仍然是我馆的馆藏特色和采访重点。
为了用好有限的资金，1943年重组购书委员会，聘请在美的中国学者担任委员，委托他们在美购置数学、物理、生物、工程、东方学以及政治、经济图书。
由于新式图书馆及其外文藏书一开始就和救国救民联系在一起，所以得到很多学界泰斗、文化名人的重视。很多知名人士参与了近代图书馆事业，梁启超、马叙伦、陈垣、蔡元培等曾出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在当时北图的购书委员会成员中，有陈垣、付斯年、陈寅恪、胡先骕、叶企孙等人，西文组主席为张子高，书记为顾子刚。由此可见，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文化名人、一流的学者。
为了加强外文书刊的采访工作，我馆于1981年仿照30年代的做法设置了北京图书馆书刊资料采选委员会，聘请馆外若干专家和馆内负责采访工作的有关干部作为委员，其中的常设选书班子的人选在学科知识和外语水平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一半以上都由资深的高级馆员担任。
在这一时期，我馆为了协调采访和编目、中文和外文之间的关系，曾经多次调整机构设置，有关外文采购的科组曾经归属过采访部、外文图书采编部、图书采编部等部门，但是其业务性质一直没有变化。
2004年5月，我馆成立了文献建设指导委员会，由馆长亲自挂帅，委员由馆内外专家组成，负责对我馆文献建设方针、政策、经费使用以及文献数字化建设等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审议。从人员构成来看，该委员会是我馆数十年来同类型委员会中规格最高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新一届馆领导对书刊资料采访工作的重视和对今后工作的期望程度。
1931年8月大同书店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无须通过中介机构就可以由大同书店直接从国外购书。在这个时期，我馆还开始尝试直接从国外书商订购图书。在英国布莱克维尔图书公司(Blackwell’s Book Services)的档案资料中，还有当年顾子刚先生给该公司的书信。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外出版物的进口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独家经营，从而官商作风滋生，采访工作人员没有更好的选择。1981年以后，这一局面被打破，数家机构同时进口图书，形成竞争机制。我馆也重新开始从英国布莱克维尔图书公司订购图书，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内书商的不足。1999年，我们开始通过美国的东方了望书店(EastView)订购俄文图书，及时解决了俄罗斯政局不稳定而造成的书源不足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馆曾经尝试直接从出版社（例如英国的Pergamon，美国的Wiley等出版社）订购图书。尽管如此操作价格比较便宜，但是采访工作人员要重复阅读许多目录，并与多个出版社保持联系，还涉及运输、海关等业务，人力成本较高。因此，后来类似业务就逐渐停止了。
20世纪90年代，西文图书采访工作人员曾尝试从英国向东方(Ad Orientum)旧书店购买缺藏的旧书。但是由于书信来往很费时间，我们发订单以后，书店原目录报道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造成工作的低效率。2001年，我馆又与爱尔兰旧书店肯尼书店(Kennys Bookshops & Art Galleries Ltd.)建立了业务联系，利用计算机技术得以迅速获得库存目录，并及时预约发订，补充了大量缺藏的中国学图书。
从我们的运作经验看，进口外文图书最好是同时保持数个代理商的业务往来，不要直接与出版社订购图书。此外，书价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我们选择书商，还是应该从服务的角度来看问题。
外文图书选书的模式有多种。第一种是馆外专家选书；第二种是馆内有关专业人员选书；第三种是由有关科组的图书馆员从事专职选书工作。
按第一种模式，应当是比较懂行的专家选的书具有较高的水平。但是从近十多年来的实践来看，这种模式不是一种有效的模式。首先，著名的专家一般都很繁忙，没有空专门抽时间来选书，更不可能为我们做查重工作；我馆的经费有限，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聘请专家来定期为我们选书。其次，专家所熟悉的往往是某一学科中的某一专业，而我们又不可能聘请所有专业的专家，所以也会出现专业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第三，专家不了解馆藏，他们不可能考虑馆藏的整体性，也不可能了解出版行业的发展，寻找合适的订购途径。目前，这种方法可以作为我们的辅助手段，以避免有价值图书的漏订。
第二种模式是介乎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的中间模式。由于我馆图书馆员的专业配备不很完全，而且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难以真正开展，所以这种模式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过试验，没有展开。从实践来看，由于各部门的图书馆员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往往对这种兼职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
第三种模式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即培养我们自己的选书人员，进行选书工作。采用这种模式以后，最重要的是要选择具有广阔的知识面、较高的外语水平、高度的责任心、熟悉图书出版发行业的高层次图书馆员，摆脱日常烦琐的事务性劳动，专门从事选书工作。“文革”以后，肃清了“左”的思想，成立了书刊资料采选委员会，下设选书班子，由具有专业背景和较高外语水平的图书馆员担任选书工作。但是由于机构几经变迁，对选书人员的配备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再加上旧的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图书馆员工队伍不稳定等客观原因，造成选书班子的具体操作困难，管理方式因领导的意图而变化。
我们认为，对于目前的图书馆运作模式来说，常设选书班子的做法是可行的。我们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还应该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如何优化人员结构，强化管理，是我们所面临的课题。如果有一定的机制，可以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并且淘汰不称职的人员，在资质等各方面加强考核，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高水平的选书队伍。
2003年，图书采选编目部提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选书队伍的口号，在全馆范围内公开招聘高学历的选书人员，充实了西文选书队伍。在2004年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中，已经列入了有关选书人员的专业知识、学历和学科背景等要求。随着图书馆员工待遇的不断提高，随着业务管理的制度化和标准化，我们的选书人员队伍会进一步得到优化，外文图书的选书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科研工作是外文采访工作的基础。有关采访的科研工作的重点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围绕业务工作所展开的。
但是在过去，外文采采访的有关科研工作没有全面展开。例如，西文图书采访工作是我馆的强项，但是由于没有系统的总结，过去是通过师带徒的方法，进行口传心授，不成体系，也不便于大范围的交流。在我馆的人才发展“123工程”的安排下，著名外文采访专家邵文杰老师带领青年员工撰写了《外文图书采选工作》，成为国内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2004年，采编部和其他部门的员工一起合作，编写了更大规模、更实用的《外文文献采访工作手册》，不仅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也告诉读者一些很具体的工作方法。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工作的业务培训工作走上了正规，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人员的交替而出现的知识断层。
此外，近十年以来，有关外文图书采访的科研工作卓有成效，选书人员撰写了有关外文图书采访和图书出版业的文章数十篇，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已经占据了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通过科研工作，我们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提高了业务水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尝试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MARC磁带的数据补充有关学术著作开始，外文图书采访工作走过了MARC磁带数据打印后选书、ISBN数据库查重、《在版书目》光盘检索、网络检索书目信息、Aleph500集成系统等几个阶段。
通过在有限条件对计算机的充分利用，我们完成了过去所无法完成的大批量缺藏图书的补充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工作差错。全馆启用自动化集成系统以后，采访和编目的公务目录合为一体，采访目录的著录进一步规范化，采访查重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采访工作应当大大提高一步。
近年来，我馆的外文图书采访工作的成绩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自动化、补充缺藏的名著、清理积压、科研工作。而这几个方面有时相互关联，互相依赖的。我们的外文图书采访工作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自动化程度来说，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
首先，由于过去自动化程度和人才队伍的局限，我们的书目数据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而也影响了采访工作人员的正确查重。我们应该加强对采访馆员的编目知识培训工作，使得他们能充分利用新系统的各种功能。
第二，卡片目录时代，检索点不可能很多，编目员就尽量简化。由于卡片目录的局限，为了保证检索的完全性，编目员要做许多参见卡片（如标目的形式、单词的不同拼写方法等），完全按照人为的因素确定。自动化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改变旧的工作模式，更新观念，尽可能地细化书目数据的著录，减少复本率。
第三，要进一步培养现有的人员，延揽外来人才，进一步提高业务工作质量和科研工作水平，使得我馆的外文图书采访工作人员队伍成为全国一流。
第四，近两年来，我们利用新的技术所创造的高效率，清理了一定数量的积压。但是，解放初接受的10万册英文旧书和文革期间的简编图书还有待于处理。我们应当在今后的几年内，化精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使得我们的馆藏得到充分的利用。
第五，由于各种原因，集成系统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选书完全还是半手工方式，采访与书商之间的接口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经费预算等功能尚未真正启用，订单催询等工作也不能展开。我们应进一步促进自动化功能的优化，积极探索网络环境下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与书商和软件开发商联系，早日实现采访工作的全面自动化。
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外文馆藏将变得更为丰富，我们的人员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队伍将成为全国一流的外文图书采访队伍，我们的外文馆藏也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馆藏。
（顾犇 博士、研究馆员、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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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学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04年第4期（9月），第3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