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中国问题研究”(Chinese Studies)这个词的涵义很广，包括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后者即我们国内过去所说的“汉学”。所涉及的问题从中小学教学到研究所的理论研究，有很多的层次。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中叶。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对外开放，中澳之间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澳洲人很难去中国旅游，从而对中国的研究也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人士比较孤独，经济拮据，只有一些“献身”于这一领域的人才能坚持下来。80年代，政府的政策偏向亚洲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将澳大利亚纳入亚洲社会的想法；尽管现任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与反对党之间有许多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对于亚洲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基廷曾说道：“如果我们今后想要在亚洲获得成 功，就必须努力使更多的澳洲人掌握亚洲的语言，熟悉亚洲的文化、市场知识和与亚洲人做生意的方式”[10]。由于政府对于亚洲问题的研究给予较多的资助，从而吸引了一大批 有才华的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对汉语发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域，其范围开始延伸至非传统的领域，如经济学、商业和法律等。
在这个形势下，第一届“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于1989年7月7日在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召开，并宣告“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SAA -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正式成立。CSAA的宗旨是“在所有学术领域内鼓励并促进对中国的研究，并为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学者提供各种信息交流的渠道。”[2] CSAA成立的时候，共有会员150名。此后，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到1995年7月，已经是第4次全国会议了。
中国问题研究国家战略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hinese Studies)形成于1992年[4]，其主要目标在于：
1) 在1995年前使得所有的中学生或大学生有机会学习汉语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各个方面，包括其语言、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和艺术；
2) 在整个澳大利亚社会中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汉语世界，特别是传播媒介、商业和旅游方面；
3) 实施战略中所指出的一些建议，并跟踪其进程。
加强中国研究的背景
为什么要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呢?“中国研究国家战略”[4]中明确指出：
1) 澳大利亚的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国家政府和各州（或领地）政府都将汉语列为需要在教育中加以推广的五种重点语言之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之23％，人口是澳大利亚的60倍；
3) 亚洲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国家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此外，新加坡有75％的人口说汉语；
4)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每年的贸易额为6千亿，并以每年10%的速度在递增，属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地区）；
5) 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中有42％进入北亚，进入汉语国家的数量仅次于日本；
6) 澳大利亚的旅游也发展迅速，在服务行业中据于首位；到2000年，从亚洲来的游客将占所有游客的一半，而欧洲游客则只占16％；仅在1992年，台湾就有60,000名游客访澳；
7) 澳大利亚的海外留学生仅在1990年就给澳洲带来了8亿7千万澳元的收入，其中大部分的学生来自亚洲，香港据首位；
8) 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是潜在的原材料、加工食品、服务行业以及技术的出口市场，台湾地区的外汇储备可以吸引至澳大利亚投资，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澳洲商品和服务的大市场；
9) 与中国接触的同时，为澳大利亚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因素，澳洲在华公司不得不雇佣当地居民，这些当地的居民也并非全心全意地为澳洲利益服务；
10) 华人世界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对其它亚洲国家影响很大，华裔澳洲人在澳洲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1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日本、朝鲜、和越南各国都产生了影响；
12) 汉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
但是，这个战略只是对有关政府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一个建议，离真正的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问题研究的一般状况
由于政府的政策以及贸易、移民等原因，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侧重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语言等方面，并且较多是对事实的描述和经验性的研究，较少关于哲学、古代史等内容较为艰深或具有思辨性的研究，以及对于形成现代中国社会和古代中国历史的中国文化之背景和原因的探讨，也较少对现象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测。其原因有很多方面，涉及澳洲的政治、历史和经济等方面，也与目前国际上的研究热门有关，笔者不打算在此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澳洲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较为出色的也都是中国人。近年来，澳洲各大学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职位的申请者众多，申请者大多是华裔，他们在中国大陆、澳洲和其它西方国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与日本问题研究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2] 大量中国大陆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及学者在澳洲学术机构中活动，澳洲中国问题研究在其影响之下迅速发展。但是，老一代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中，却有不少是西方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各学术机构的负责人。
过去，澳洲对革命胜利（1949年）以后的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研究较少。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限于政治分析，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分析。而政策分析的范围又很广泛，包括经济、农业、工业、卫生、教育、文化、少数民族等等。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在于，研究人员过去可以得到的信息很少，主要是党政机关的出版物和官方文件。有些学生为了找到一个数据，要翻遍所有的《人民日报》。因此，学术研究不是基于中国本身，而是凭“解释、感觉、印象”，其结果与中国的现实情况脱节。[14] 这与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是类似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的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近年来澳洲一些图书馆开始重视亚洲图书的藏书，其中包括许多经济和社会的统计和地方志，为研究人员提供的很大的便利。随着研究热门的改变，图书馆一般减少历史和艺术类图书的收藏，将重点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但从整个澳洲来看，中国出版的图书还是主要收藏在堪培拉，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和国立大学图书馆。不管怎样，由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加，中国问题研究的侧重面和方法都有了不少改变。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开始考虑历史和社会的问题。其中一个普遍为人们所采用的新方法是：研究的重点不仅放在社会，而且还放在“大众”的生活和文化；研究者们喜欢分析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研究历史的时候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踞高临下”。有些人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问题，开始讨论当时中国的大众文化、民间宗教、礼仪、婚姻和家庭、性别问题。有些研究者打破了1949年这一个界限，将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为一体来考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还有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妇女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可能要超过其它所有社会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男女差别、农村中重男轻女的问题、家务劳动的男女分工问题等等。还有一些学者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机构和学术机构频繁联系，一方面为中国的改革提出自己的设想，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
近年来，澳洲政府鼓励人们对早期移民的历史进行研究。当然，欧洲移民是澳洲的主要移民来源，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因此，要加强对早期移民的研究，就是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移民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华人。所以，对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热门。早期华侨一般较能吃苦，又不善于将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所以，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都是几代人通过口述流传下来的。
主要研究机构
在澳大利亚，尽管政府对亚洲问题十分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尽管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例如澳洲最初的移民来自欧洲，他们重视欧洲文化；对亚洲人或多或少的歧视等等），各大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还不十分重视，其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远不能与与欧洲有关的研究相比。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员中有一部分分散在相关的各系中（例如历史系、经济系），另一部分集中在为数很少的一些机构中，其中包括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和研究亚洲问题的机构。[8]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争论过程中：是设立集中的亚洲研究中心，还是将亚洲研究融入各个学科之中?[10] 亚洲研究协会主张将亚洲研究集中起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寥寥无几。
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有以下几个：
1. 当代中国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该中心建立于1970年，位于堪培拉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亚太问题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现任主任为安戈博士(Dr. Jonathan Unger)。该中心着重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培养博士研究生，出版《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见下文），并与夏普出版社(M.E. Sharpe Press)合作出版《当代中国论文》(Cotemporary China Papers)丛书。该中心的现有正式工作人员只有主任安戈一人，另外有若干名较长期的访问学者在此工作，以此为基础，招收一些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些短期工作的学者。
2. 中国政治经济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该中心建于1989年，位于悉尼市麦考利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现任主任为汉斯·亨德里斯克博士(Dr. Hans Hendrischke)。该中心经常进行一些商业领域的调查和讨论会，为澳大利亚商业界提供一些课程，并出版刊物《进入中国》（见下文）以及不定期出版物《麦考利中国政治经济研究》(Macquarie Stud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3. 中国经济研究小组(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Unit)。该小组成立于1990年，位于亚德雷德市亚德雷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由克里斯托福·芬德雷博士(Dr. Christopher Findlay)和安德鲁·华生教授(Prof. Andrew Watson)负责。该小组侧重研究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一些特定的产业、农村工业化、粮食生产和市场、投资和就业等问题，并出版一些研究报告，如《中国经济研究小组工作报告》(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Unit Working Papers)。
以上所述的只是以“中国”为名的一些研究机构。事实上，澳洲各大学中均有一些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中有些在经济、历史、政治等专业的系或研究所中，有些在亚洲问题研究的有关机构中。还有一些学者，他们平时注重于某一学科（例如经济学）的，有时研究一些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研究。他们中不乏成果卓著者，这里不可能一一例举了。
研究亚洲问题的中心有如下几个：
据最近的资料统计[8]，澳洲现有亚洲研究中心和机构（包括中国研究中心）55所，分布在19个大学中。我们不可能一一例举。其中主要的有如下一些：
ACT（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 国家发展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建于1975年；
2. 和平研究中心(Peace Research Centre)，建于1984年；
3. 战略与防御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新南威尔士州
麦考利大学
4. 亚太研究所(Asia-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建于1992年；
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5. 亚澳研究所(Asia-Australia Institute)，建于1990年；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6. 亚太地区法律中心(Centre for Asian and Pacific Law)，建于1993年；
7. 亚太地区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建于1989年； 乌龙冈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8. 亚太地区发展研究项目(Asia-Pacific Development Studies Program)，建于1990年；
9. 澳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网络(Australia, Asia and Pacific Network)，建于1992年；
昆士兰州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和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0. 亚洲语言和研究中心(Key Centre for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建于1988年；
格里菲斯大学亚洲和国际问题研究学院(Faculty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 应用语言学和语言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s)，建于1990年；
12. 澳亚关系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Asia Relations)，建于1978年；
13. 语言考试和课程中心(Language Testing and Curriculum Centre)，建于1990年；
南澳州
亚德雷得大学
14. 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Studies)，建于1975年；
塔斯马尼亚州
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
15. 亚洲中心(The Asia Centre)，建于1990年；
维多利亚州
拉特鲁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
16. 亚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建于1989年；
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7. 亚洲教育基金会(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建于1992年；
18. 亚联(Asialink)，建于1990年；
19. 亚洲商业中心(Asian Business Centre)，建于1989年；
20. 亚洲法律中心(Asian Law Centre)；
21. 比较立宪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Studies)，建于1988年；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22. 莫纳什亚洲学院(Monash Asia Institute)，建于1988年，其中包括若干地区性的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理工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3. 亚太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建于1991年；
西澳州
墨尔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
24. 亚洲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化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Centre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建于1990年；
西澳州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5. 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Studies)，建于1966年。
主要的组织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SAA)
见上文。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AA)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AA -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于70年代。前总理鲍伯·霍克(Bob Hawke)在一次全体大会的开幕式上指出，政府的政策应当鼓励和扩大对亚洲问题的研究。近几年来，政府的确在亚洲问题研究方面提供了不少资金，并采取了许多措施。该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到1994年为止，已经开了10次大会。
CSAA大会
第4届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大会(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4th Biennial Conference, 5-7 July, 1995,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两年一度的CSAA全体大会于1995年7月5日至7日在悉尼市麦考利大学召开。与会代表约120人，来自澳洲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向大会提交论文的有100多篇。
在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会议筹备组在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题为“2010年的中国”(China in 2010)专题讨论，由对外事务和贸易部（DFAT）第一助理秘书Geoff Raby博士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Geremie Barme博士作专题发言。前者对中国的未来作了若干种设想，总的来看是乐观的。而后者却针对一些政治问题和一些文学作品（例如《河殇》和《北京人在纽约》），认为中国人在作不现实的“强国梦”。
大会共进行三天，从7月5日至7月7日。每天分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分四、五个小组。讨论的领域包括中国的礼仪和礼仪剧、当代中国木刻、共产党人物、中国经济、“边界”（知识、文化等）、方言、香港、当代戏剧、语言学、当代文学、经济改革趋势、民国时期、语言、古典诗歌、少数民族、社会问题、语言教学、中国帝制的传统、自由和中国、澳洲华侨的考古和历史、地方、从世界看中国人的价值观、“五·四”文学、中国传统思想和教育、当代政治、传播媒介。论文最多的是“澳洲华侨的考古和历史”这一小组，约有12篇，占四个单元。其次是语言和语言学、政治、经济问题等等。
大会选举亚德雷德大学教授安德鲁·华生为下一任的CSAA主席。
在大会进行的同时，还有一些图书展览和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图书的首发式。
因为各种原因，许多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很有成绩的学者未能参加，因此该大会未必能反映澳洲中国问题研究的真正水平。
大学中的教学
在澳大利亚36所大学中，设有“中国问题研究”(Chinese Studies)这一专业的大学有如下一些([6], [15])（B = 学士，M = 硕士，P = 博士，H = 博士后）：
亚德雷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南澳州）：B, M, P, H；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堪培拉）：B, M, P, H；
巴拉拉特大学(Ballarat University College)（维多利亚州）：B；
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堪培拉）：B；
迪金大学(Deakin University)（维多利亚州）：B, M, P；
埃迪斯·科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西澳州）：B；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昆士兰州）：B, M, P, H；
北昆士兰州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nsland)：B；
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维多利亚州）：B, M, P；
麦考利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新南威尔士州）：B, M, P, H；
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维多利亚州）：B, M, P, H；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维多利亚州）：B, M, P；
莫尔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西澳州）：B, M, P, H；
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新南威尔士州）：B；
纽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新南威尔士州）：B；
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新南威尔士州）：B；
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昆士兰州）：B, M, P, H；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新南威尔士州）：B, M, P, H；
西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新南威尔士州）：B。
主要出版物
1.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
半年刊（每年1月和7月出版），大32开，约200页，封面上有中文“澳中”的字样，ISSN 0156-7365。该刊创刊于1979年，由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中心负责出版，至今已出至第33期（1995年1月号）。其编委会成员包括澳大利亚、香港、新西兰、法国、丹麦、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中一半的篇幅是论文（主要讨论当代中国问题），另一半篇幅是书评。该杂志从世界各地寄来的稿件中加以选择，并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审稿，然后才能刊登。在最近的一些文章的作者中，有许多是国际上著名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该杂志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杂志之一。自1995年起，刊名将改为China Journal（《中国杂志》）。
2. Access China (《进入中国》)
双月刊，16开，约60页，ISSN 1036-224X。该刊创刊于1991年，由悉尼麦考利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负责出版，至今已出至第17期（1995年3/4月号）。其中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公司介绍，并附有大量的关于中国公司的彩色广告，很少学术性。
3. CSAA Newsletter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通讯》)
半年刊，16开，约20页。该刊创刊于1990年5月，现由霍巴特市(Hobart)的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大学历史系负责编辑出版，至今已出至第11期（1995年5月号。该刊主要介绍澳洲各地中国问题研究的动态。其中一般有若干篇文章，其余的是各大学的动态以及最新的出版物（图书和论文）。
4. Asian Studies Review - Journal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亚洲评论－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杂志》）
1年3期，大32开，约200页，ISSN 1035-7823。该刊创刊于1977年7月，现由维多利亚州(Victoria)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莫纳什亚洲学院(Monash Asia Institute)负责编辑出版，至今已出至第18卷2期(1994年11月号)。其中包括亚洲问题研究的论文，各地区研究的报告，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的活动报导，会议纪要，以及书评。
5.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to be continued)
不定期出版，32开，约150页，ISSN 0030-5340。该刊创刊于1960年，由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亚州研究学院(School of Asian Studies)负责编辑出版，至今已出至第24期（1992年号，出版于1994年）。该刊侧重于东亚问题的学术性研究，其中不少是中国问题的研究。因为稿源和经费的原因，该刊目前每年只能出一期，并且常常很晚才出版。例如1992年的那一期，直到1994年才问世。
汉语学习的一些项目
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汉语，澳洲的一些机构可以提供资金，供学生去中国的有关学校学习，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下掌握“正宗”的汉语[11]。当然，去中国学习的学生数量还十分有限。只有那些自己能负担去中国费用的学生，以及那些通过竞争得到奖学金的学生才能有这样的机会。1973年，澳洲政府开始实行“澳中学生交流项目”(Australia-China Student Exchange Scheme)。以1978年为例，在101个申请者中，只有8个名额。在早期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中，许多人现在都在澳洲各学术机构中任职。继1989年英格尔森报告(Ingelson Report)建议加强对亚洲问题的研究以后，澳洲设立了“亚洲语言奖学金项目”(Asian Languages Scholarship Scheme)，这就相对地增加了去中国学习语言的机会。但是因为50个名额要在所有亚洲语言中分配，所以仍然是僧多粥少。一开始，申请者必须有三年的汉语学习经历，所以一般只有研究生才能申请到。自1992年起，这个要求改为两年，所以一些本科生也可以申请了。在中国的学习经历一开始并不计算入学分。1991年，默尔多克大学首先将其“亚洲语言年（汉语部分）”(Language Year in Asia (Chinese))作为其“亚洲问题研究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sian Studies)四年学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大学与中国的杭州大学达成交流协议，互派学生（或学者）到对方的学校中学习（或访问）。澳洲学生如果申请到这个机会，可以得到约6,000澳元的经费，用于在杭州一个学年（从3月至12月）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其它的交流项目有：拉特罗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莫纳什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等。
总体印象
笔者在澳洲期间，所见所闻，都感到中国在澳洲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百货商店，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商品。许多澳洲人都向往去中国旅游，购买中国的丝绸。但是，澳洲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并不很多，更不了解中国在近十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所谈论的都是自己很早以前在中国的见闻：围观外宾、随地吐痰、侵犯版权、独生子女、男尊女卑等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持乐观态度的较多，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只是迟早的问题。
作者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访问的若干城市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了“第四届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大会”等若干与中国和亚洲问题有关的会议，并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中查阅了大量相关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本文。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挂一漏万，权供国内读者参考。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众多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DFA)经济系高级讲师谭安杰博士(Dr. On-Kit Tam)及其夫人澳大立亚国立图书馆高级馆员余慧英女士(Mrs. Beatrice Tam)、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NLA)亚洲部副主任安德鲁·高斯林先生(Mr. Andrew Gosling)、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安戈(Dr. Jonathan Unger)、西澳州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副教授、ASAA主席贝芙莉·胡珀(Beverley Hooper)，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书目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1996年第5期（10月号），第89-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