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读者大概不会很陌生。《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在中国已经深受人们的欢迎。词典的出版是该出版社业务中最重要一个部分，“牛津词典”出现在出版社的各种推广品中。
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受一个大学委员会（出版社的代表团）控制，其执行主席由大学副校长兼任。委员会有权任命管理人员。牛津大学出版社不是公司，没有股东，但是它却与其它出版社进行商业竞争。
出版社在全世界共有雇员2,200人，其中出版部门有500人，发行部门有150人，服务领域有150人，印刷厂有300人，美国分社有300人，其它各分社有800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宗旨与牛津大学相同，亦即在于学术、教育和文化。它与牛津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必须通过出版来施加影响，并且自负盈亏。它与其它出版社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它不必向股东分红，它有义务出版有价值但没有利润的图书。因此，该出版社最有特点的方面在于，它旨在出版艺术和科学类的学术著作，以维持产生这些著作的研究。鉴于这一工作是亏损的，人们必须从事其它活动来作弥补，但这并不表明这些活动只是为了盈利。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乐谱和英语教材在盈利的同时，本身都是很有出版价值的。总之，牛津大学出版社尽管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但是它还有着广泛的教育和文化的目的。
出版社的结构
牛津大学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是国际性的出版社，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选题，其海外的办事处就负责这项工作。 出版社包括学术部、电子出版部、教育部、英语教学部。学术部负责出版有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标志的文理类学术图书和部分学术性工具书，还负责出版《圣经》、祈祷书、杂志、乐谱、大学教科书、牛津英语词典、贸易类工具书以及普通非小说类图书和纸皮书。教育部负责出版中小学教材和成人教育图书以及少儿图书。英语教学部负责出版全世界英语学生的教材。
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海外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其中最大的为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它本身就是北美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范围之广包括学术图书、贸易类图书、人文学科和科技领域的图书。牛津大学出版社设立分社或办事处的城市有：多伦多、墨尔本、奥克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齐、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德班、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伊巴丹、吉隆坡、台北、新加坡、曼谷、香港和东京。许多分社负责发行英美两家公司的图书，并且出版适合其所地区的图书。
出版社的历史
早在1215年的牛津，大学的出现使得中世纪的人们开始从事出版、抄写、装订等工作。1478年，西奥多里克·鲁德（Theodoric Rood）从科隆来到牛津，首先印刷了一部论使徒信经的小册子。他还出版了一些权威的学术著作，并最早印刷了受新人文主义启发而写于牛津的语法教本。但是鲁德并非一帆风顺，他于牛津重建出版社的尝试也归于失败。
1584年，大学会议指定了一个印书委员会。1586年，大学被星法院授权印刷图书。1584年，大学贷款100英镑，让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创办出版社。 巴恩斯出版的许多图书目前仍被人们所珍藏， 例如最早在牛津出版的希腊文图书（1586年）和希伯来文图书（1596年）、 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本目录（1605年）以及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弗吉尼亚地图》（1612年）。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671年。当时，基督教会的教长和以后的牛津主教约翰·费尔（John Fell）博士负责出版社的管理工作。以费尔的名字命名的优美的字体至今仍为人们所知。在他的努力下，一种四开本英语《圣经》的出版获得了成功，它开始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圣经》和祈祷书的历史。
18世纪初，克拉伦登爵士（Lord Clarendon）《大叛乱史》一书的版权赠给了出版社，其第一版的盈利为出版社的建筑做出了贡献，从而牛津大学出版社有了“克拉伦登出版社”作为其一个社号。
19世纪初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由于引入了牛津印度纸皮版以及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圣经》的修订本， 出版社的《圣经》出版业务大大发展， 获得了很多的盈利。 由于盖斯福德（Gaisford）、维腾巴赫 （Wyttenbach）和丁多夫（Dindorf）等人编辑的经典名著的出版，出版社的声誉也得到了确立。而后，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由赖特（Aldis Wright）和斯基特（W. W. Skeat）等著名学者编写的教科书。
直到1880年，出版社才开始在伦敦发行其世俗图书。同年，自1874年以来一直负责伦敦《圣经》书库的亨利·弗劳德（Henry Frowde）成为大学的第一个出版商，直到1913年为止。
词典的出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为庞大的词典为《牛津英语词典》，它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大型的、按历史原则编排的英语词典。该词典初版于1884年至1928年间，编辑为詹姆斯·默里爵士（Sir James Murray），当时的书名为《按历史原则编纂的新英语词典》，其中包括414,825个词条和近200万条引自英语文献的标名出处和年代的实例，由10卷正本和补遗卷组成。1933年的版本改成现名，共12卷。到1985年，反映20世纪英语发展的补遗已经出版了四卷。1989年，出版社出版了《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二版，共20卷，其中包含了原来12卷正本和4卷补遗的内容，并且加入了一些新词和新的引例。1971年，出版社将12卷的词典正本按1:4的比例缩印成2卷；1987年，将4卷补遗缩印成1卷，与正本2卷一起出版。1991年，出版社又将第二版的 20 卷按1:9的比例缩印成一卷。为了适应科技发展，提供新的检索方式，出版社于 1990 年出版了光盘版的《牛津英语词典》，1992 年又出了第二个光盘版本（对应于书本式的第二版）。
除了以上这部大型词典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其它颇收各界人士欢迎的小型词典，其中包括《简编牛津英语词典》、《简明牛津词典》、《牛津英语词源学词典》、《牛津参考词典》、《袖珍牛津词典》、《小牛津词典》、《牛津高级最新英语词典》以及许多中小学生词典和一些词典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版本。还有一些双语种词典，包括法语、德语、现代希腊语、土尔其语、俄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印第语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希腊语－英语词典》、《牛津拉丁语词典》等。 该社的双语插图词典也颇受读者的青睐， 例如《牛津－杜登图解汉英词典》、《牛津－杜登德英词典》等等。
此外， 还有许多尺寸为 12×7.5 cm 的微型词典， 例如《牛津数学微型词典》、《牛津20世纪历史微型词典》、《牛津法语微型词典》、《牛津引语微型词典》等等。
学术图书
同词典和《圣经》一样，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重要的图书还包括文理类学术著作，其中大型出版物有《新牛津音乐史》（10卷）、《牛津英国史》（17卷）、《牛津英国文学史》（15卷）、《牛津现代欧洲史》（丛书）、《全国传记词典》（已出 31 卷）。针对普通读者，该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实用的工具书，例如《牛津美国文学指南》、《牛津戏剧指南》、《简明牛津歌剧词典》、《牛津音乐词典》、《牛津牌戏指南》、《牛津象棋指南》、《牛津法律指南》等等。它们已成为图书馆的必备藏书和最普及的家用参考工具书。1988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并吞了IRL出版社，从而加强了生命科学类图书的出版工作。
版本和装订形式的多样性
在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版本的多样性。作为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想介绍一下《圣经》的出版情况。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圣经》出版业务的规模很大，其特点在于版本的多样性和装订形式的多样性。装订的主要形式为硬皮装订、略有重叠边缘的软皮装订、有重叠边缘的软皮装订和带尼龙滑扣的软皮装订。装订的材料包括木纹亚麻纤维纸、硬麻布、人造革、仿山羊皮、法国山羊皮、粘合皮、猪皮、小牛皮、鞣制山羊皮等等。 以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为例，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就包括《小牛津圣经》、《牛津袖珍圣经》、《便携牛津圣经》、《牛津大字号圣经》、《牛津礼品版新约和诗篇》、《新红宝石参考圣经》、《牛津大字号参考圣经》、《宽边参考圣经》、《散页参考圣经》等等；又以《新英语圣经》为例，它有标准版（附《后典》）、 插图版、 图书馆版、《新约》普及版、牛津研究版（附《后典》）等。以上所述的每一种版本又有若干种装订形式，可供读者选择。
电子出版物
除了以上所提到过的《牛津英语词典》的光盘版本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出版部还有许多其它出版物，其中包括《牛津英语词典》的磁带版本、用于语言和文学分析的 Micro-UCP 软件、《莎士比亚全集·电子版》（以磁盘形式发行）、休谟的《人性论·电子版》和《人类理智研究·电子版》、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电子版》（均以磁盘形式发行）、用于时序数据经济模型的交互式软件 Microfit、用于分子分析的软件包《案头分子模拟器》、《物理化学软件文库》、数据库《生物中的分子结构》、《牛津医学教程·电子版》（以只读光盘形式发行）、《牛津围产试验数据库》、《神经遗传学数据库》等等。此外，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用于大学教学的模拟软件，例如《蛋白质的纯化》、《基因的繁殖和排序》等等。
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几度被载入《吉尼斯记录大全》中。例如，该出版社使学术图书在版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商业出版社 1716 年出版的 500 册威尔金斯（Wilkins）的《科普特新约全书》直到1907年才全部售完。又如，出版社于1901年同一个青年化学家签约出版《化学史研究》，可是该书的手稿直到1971年才交付出版，这充分体现了出版社对作者的耐心程度。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与中国出版社合作最多的外国出版社之一。最近，该出版社与国内若干出版社进行了有关版权问题的协商。今后，我们可以看到该社更多图书的原版和中译版在中国出版。我们相信，该出版社与中国的合作将更有助于我国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出版》杂志，1993年第4期，第5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