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变革中求发展——海外学者谈图书馆事业(采访稿)

 

顾 犇、周玉玲

 

鲍登(国际图联第一副主席):中国应当发展网络,实现资源共享

  我于1989年首次来华,此后又多次访问中国。我的感觉是,自1988年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多大的发展。1988年,你们仍在努力建立汉字字符和键盘的标准,许多单位都在实验,没有统一的协调。如今,你们在各单位之间有了协调,技术上有了标准,研究有了突破。公众关心的不是图书馆的管理,而是它所提供的服务。因此,我们应当努力改善图书馆的服务,建立自己的数据库,提供国际联机检索。下一代的技术将允许文献传送和联机服务,这在欧美国家已经可以做到,中国也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人们经常问我,什么是图书情报服务的现状。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宏大,一时难以回答清除。但是我想在此指出当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欧美国家,人们日益理解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图书馆员必须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对图书馆员本身而言,他们应当保护信息在各种媒介中的自由流动,应当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区别于其它职业,正如医学可以使人们身心健康,法律使社会秩序井然一样。在另一个极端,非洲缺少图书,没有本国的出版社,没有大学图书馆,没有对外交流。国际图联的UAP计划已经执行了十几年,但是在非洲的图书馆收效甚微,甚至情况比以前更糟。起源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本身,而是在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与此相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盲,以传统方式借阅的图书馆与他们无缘。他们并非不需要信息,而是无法阅读图书。因此,图书馆员应当使他们知道信息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如何施肥,如何灌溉,如何畜牧,如何计划生育。当然,各国的图书馆员也应当结合自己的国情为读者服务。例如在文明来源于国外的非洲,讲故事和跳舞是其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尼日利亚和博茨瓦那的图书馆学校都要培养学生的这方面能力。

  中国已不需要再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为中国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阅读了本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以后,我对你们在过去五年间所作出的成就而感到惊喜。我认为,中国图书馆界下一步所应该作的是发展网络,实现资源共享。所有图书馆都在购买同样的图书,这等于是在浪费资源。此外,中国的图书馆应当改革传统的管理制度,排除障碍,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使大量有文化、有创造力、有活力的图书馆员有机会脱颖而出,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的管理人员应当能够适应各种变化,获得更多的技能,学习更多的知识。我们应当更关心成本效益问题,把经费用于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地方。作为图书馆员,我们有责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对国家的发展与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或者科学技术相比有何重要贡献?

奥尔斯顿(伦敦图书馆、档案和情报学院院长):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文明

  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过去对中国了解甚少,这次尚未参观,只好多谈一些关于英国的情况了。

  不列颠图书馆目前正在建造新馆,旧的馆舍已不再适应形势。在新馆中,每一个读者座位上都有一个通讯口,读者可以通过它们检索本馆的馆藏以及欧、美、日的数据库。对于不了解计算机的一般读者,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服务,帮助读者寻找图书。我们自己开发的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可以使找书的工作简化。通过波士顿斯帕的分馆,我们可以向全国任何图书馆提供400万种图书、报告、文献、期刊的复印和互借服务,而且服务范围还包括马来西亚、香港、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地区和南美洲。如果我们馆没有读者所需要的图书,系统就会自动向牛津、伦敦、剑桥、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地征集。

  不列颠图书馆藏有所有英国的出版物,其中大部分是出版社缴送的。关于外国出版物的收集,英国有一个图书馆信息服务协调网(LISC -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Consortium),合理协调各馆的采访方针,使得任何国家的重要出版物至少在英国的一个图书馆中有收藏。不列颠图书馆藏与印度的图书馆有长期的联系,所以印度图书馆藏十分丰富。我馆的东南亚图书几乎不收藏,而剑桥的图书馆却有丰富的馆藏,因为那里有这方面的强大研究阵容。伦敦大学有一个拉丁美洲研究所,收入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就不再收藏了。

  在不列颠图书馆,我们一般每天要处理3000个咨询问题,一般不收费。但如果回答问题的时间多于一个小时,则要酌情收费。我本人每周都要去图书馆为读者作计算机检索服务,如果检索的时间很长,例如要打印几百条书目,则要收取服务费。人们一般都很懒,往往要依赖图书馆员来为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在免费和收费之间做出一个平衡。

  对于图书馆员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政治家们明白,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文明,就没有从幼儿教育到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信息。中国要赶上西方,就应当真正重视图书馆的发展,这不仅包括北京图书馆,而且还应当包括全国各地的大小图书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要发展图书馆比欧洲更容易,因为中国尽管有众多的民族语言和方言,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书面语言却可以起到统一的作用。这事实上也更体现出了图书馆的重要性。

纽曼(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这次是我首次来华,对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读了会议的论文以后,我对中国图书馆的自动化发展感到惊喜。在搬入新馆后的五年之内,诸如汉字处理和只读光盘之类的进步都十分突出。我认为,国家图书馆应当积极发展自动化网络,发展信息处理,并且把这一工作普及到全国大小图书馆。中国的人口比加拿大多,这一工作稍微难一些。但是在地域广阔这一问题上,加中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12月号(第2期),第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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