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夏草木长，清和好时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全国两会已于5 月28 日下午胜利闭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20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肩负人民重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策，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政府工作报告高度关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
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到一万字，与往年相比这份短小精悍的报告显得不同寻常。在今年的特殊背景下，这份报告字字千钧，精练地对去年工作、今年以来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工作进行回顾，明确提出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署。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内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一词共出现了4 次：
第一，政府工作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部分中提出，免征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政府帮助文化企业保就业，破解就业问题。报告强调，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同时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事实上，近几年文化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途径。“人脑+电脑” “创意+创业”，就业形式灵活、就业容量大。据2019 年12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截至2018 年末，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达2789.3 万人，与2013 年末相比，文化就业总量增长了30.8%。全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约占就业总人数的5%。
疫情期间，多家出版社推出“直播营销”的图书销售模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近日消息，为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人社部拟新增10 种职业、8 个工种，其中便包括“直播销售员”。出版企业未来是否增设图书直播销售员专岗?是否会在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上采取新的举措?这些都与“稳企业保就业”、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
第二，政府工作报告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部分中提出，支持文化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疫情特殊时期，民众的需求特别是精神文化需求依然存在。目前，数字内容、动漫游戏、视频直播等线上新兴文化业态发展强劲，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数字阅读、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行业在疫情之下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会。把握机遇，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转危为机，是当前出版企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良方。
第三，政府工作报告在“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部分中提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等事业。
第四，报告还提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倡导全民健身，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向上向善。可以说，政府工作报告为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文化领域要融入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为保就业、保民生、攻坚脱贫作贡献。
两会代表委员纷纷提出促进出版发行业发展的提案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就出版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共谋出版业发展大局。
◎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
近10 年来，图书零售价格乱象一直是书业的“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该问题成为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凯雄，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殿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他们提议，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尽快以立法方式制定图书交易规则：一要明确规定新书出版一年内不得以低于其定价的8.5 折销售，有效解决线上线下折扣不一、恶性竞争的问题；二要强化执法检查，对违法者严厉制裁，以维护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及书业的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今年两会中提出《关于规范图书价格体系，促进书业健康发展的提案》，建议要解决目前图书价格混乱的问题，政府应该对图书市场的无序竞争进行干预和协调，统一规范，可具体参考一些国际做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在《关于制定图书交易价格法，规范图书市场秩序的提案》中建议，国家价格主管部门从立法层面给予突破，为图书交易价格进行立法，遏制恶性竞争，重振健康市场。
◎《著作权法》修订
今年是《著作权法》颁布三周年。4 月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并于4 月30 日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进入“倒计时”。
民进中央《关于加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提案》指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现行著作权集体管理规定有缺失；二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的运行和管理存在问题；三是社会基础薄弱。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发展较晚，权利人、使用者、社会公众对集体管理制度知之甚少，甚至对其持有怀疑态度，致使其在运作过程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四是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提案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行政监管；二是加大扶持，做好服务；三是加强对侵权盗版的打击力度。魏玉山在《关于建立著作权“法定许可”获酬保障机制的提案》中建议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能够明确“法定许可”的适用条件，建立著作权“法定许可”获酬保障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提出了《关于在著作权法中建立“突发事件法定许可”制度的提案》。他表示，疫情期间，很多文化娱乐消费活动受限甚至停止，但人民群众对线上文化资源的需求增长迅速。很多线上免费开放的文化资源，为人民群众防疫抗疫提供了精神文化食粮。顾犇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一项“突发事件法定许可”，即“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免费向公众提供受本法保护的作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在《关于促进我国数字音乐发展，开放著作权集体管理竞争的建议》中建议，国内音乐集体管理组织应当积极发挥制度优势，吸引更多海外著作权人将其作品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进行对内授权使用。同时，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立足我国数字音乐快速发展的实际，以数字音乐领域为试点，推动设立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吸纳行业各环节主体共同参与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与管理。
◎推进全民阅读
今年，“倡导全民阅读”又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2014 年到2020 年，“全民阅读”已连续7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实实在在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全民阅读的重视;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落实中央部署，阅读立法工作不断提速，人民群众基本的阅读权利被纳入法律保障体系中。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很多关注全民阅读活动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全民阅读的话题提交了相关议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朱永新提出了《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用全民阅读传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社会公平的提案》。他建议，首先，以孔子诞辰日9 月28 日作为我国国家阅读节，倡导全民阅读。其次，节日的功能，除了庆祝之外，莫过于提醒。建立国家阅读节，就是更进一步提醒我们思考相关问题，如能否加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薄弱学校的图书馆建设，帮助他们办好身边的精神食堂等。最后，与设立“国家阅读节”相配套，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
魏玉山在《加强农村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中提出，农村儿童的阅读水平决定着中国儿童阅读水平，农村儿童的未来决定着乡村的未来。解决农村儿童阅读问题，需要综合施策，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共同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开明画院院长林阳在提案中建议发放“图书消费券”，助力“全民阅读”。他表示，在城市层面，建议在全国更多城市消费券发放中设置图书消费券，以快速、显著、稳健地拉动文化消费，不但能解决实体经济和人民精神需求的有效对接，还可以精准助力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在乡村层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做好乡村阅读推广。
◎推动有声阅读行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有声读物广受欢迎，如何进一步推动有声阅读行业融合发展，从政策层面加强管理和引导，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有声阅读空间，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建议：一是出台《有声读物产业促进意见》；二是施行有声阅读行业管理制度，提高有声阅读行业的从业门槛，坚决查处、下架内容低俗、格调低下、质量低劣的有声产品；三是加强“有声读物精品工程”建设，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加大力度挖掘和制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和世界优秀文化经典作品，使其尽快成为有声阅读内容的主流；四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积极推动创新；五是加强有声阅读内容版权管理，引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使有声阅读行业的版权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六是不断完善有偿阅读、付费听书运营模式，避免无序竞争，抵制恶意欺诈，实现要素合理流动、资源合理分配、产业合理布局，进而打造健康完整、有持续活力的有声阅读产业生态链。 ◎加强少儿出版物质量监控 强化少儿出版的管理、建立群众（受众、读者）监督机制、制定分级阅读体系⋯⋯目前我国每年出版4 万多种童书，但质量参差不齐，针对这一现状，民进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少儿出版物质量监控的提案》。建议：
一是强化少儿出版的管理。出版部门要完善出版管理体系，把控少儿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在选题上，要整顿行业规范，将出版质量和选题申报挂钩，增强对少儿图书的社会效益考核，对市场进行有效调控，鼓励初高中阶段少儿读物、科普少儿读物、纪实类少儿读物的出版，遏制重复命题、过度开发的不良势头，促进出版结构良性调整。在创作上，保护原创，对创作者的稿酬等作出税费相关支持，切实扶持有潜力的中青年作家、画家、设计师等精耕细作，逐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适合少儿特点、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儿童读物系列。在编校上，提高出版社作者和编辑人员素质，书稿加工要精确，装帧要精良，使少儿读物的编校质量达标。在销售上，打造公正、公开的青少年出版大数据平台，规范图书行业的营销，打击图书网站价格战、低折扣等不良手段，尤其是保护新书。
二是建立群众（受众、读者）监督机制。出版不能只是出版界的事情，三审三校的标准也不能形同虚设，只有被查出才略施小惩。应设立出版质量专门监控举报热线，并配备奖励机制；设立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参与评价的出版专项奖励，以受读者欢迎而非营销成绩为客观评价标准，改善目前“业内”奖项名目繁多却缺乏公信力的现实情况。
三是制定分级阅读体系。成立专项工作委员会，科学制定适应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近况的分级阅读体系，明确给予适龄群体分级阅读指导，青少年出版物需在明显位置注明适合的具体年龄段和导读内容等注意事项;分级阅读是国际教育出版行业有经验可循的准则，科学打造我国青少年分级阅读体系不仅有利于规范青少年出版市场，更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我国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发展情况。
这份重磅提案引起全行业共鸣
两会期间，谭跃等委员提出的《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引起了社会热议和出版行业的共鸣。近年来，图书定价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图书出版行业，线上零售渠道因为定价过低，与实体书店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尤其随着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消费者开始更多转向线上图书购买方式，双方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折扣力度大”“售价低”也成为消费者对于线上图书销售平台的普遍共识。
长期以来，国内文化行业始终关注有关图书定价和规范行业交易行为方面的问题。2010 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制定《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定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销售，网上书店的新书价格不得低于定价的85%，然而之后此规定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因此未能执行。魏玉山委员曾在去年两会期间建议为“图书交易价格”立法，遏制恶性竞争，重振健康市场。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也曾提出《实行新书半年内八五折销售制度》的提案，解决图书市场销售混乱的问题。
从全球图书市场看，不少国家都设有与图书定价相关的立法或政策，从而保护当地出版行业的良性发展。国际出版商协会(IPA)也曾为图书作出定义，表示其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战略性商品”，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
◎图书能永远作为电商引流手段吗?图书交易立法亟待确立
出版商、实体书店、电商平台三者在出版业中相互联系、彼此依存。就电商平台而言，目前网上图书销售折扣很大，与实体书店相比，电商平台与出版社的议价权利更大，因此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货，引发线上和线下渠道的不公平竞争。据了解，网上书店图书价格比实体书店平均低20%左右，节日或促销期间低至30%至40%。当前，综合电商平台把图书当做引流的重要手段，问题是能永远把图书当做引流手段吗?这对社会真正形成文化繁荣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就实体书店而言，如此高的折扣率为其生存发展增添隐忧。今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实体书店受困于现金断流、门店房租等经营压力纷纷“倒下”，在与电商平台的正面交锋中也处于下风。长期以来，出版业始终呼吁，实体书店作为城市文化地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书业稳定发展和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就出版商而言，图书售价的降低迫使出版商提高图书定价，这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但是最终受害的却是消费者。另一方面，图书打折销售也会打击创作者的能动性，导致更多低质量的图书作品产生，不利于出版文化市场的长期繁荣稳定发展。
◎全球图书市场:图书固定定价制度优势明显
目前，全球图书市场主要存在两种图书定价制度：一是自由图书定价，二是固定图书定价。支持自由图书定价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北欧国家，它们允许图书根据市场规则自由定价，认为“价格操纵”的做法具有不合理性，与市场规则和反垄断立法相悖。就固定图书定价而言，其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150 年，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拥护该图书定价方式的国家认为，图书具有特殊价值，应该区别于其他种类的商品。图书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体现在为所有零售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无论是发达地区的连锁书店，还是偏远地区的独立书商，持续促进图书出版业的稳定发展。
以欧洲两大最主要图书市场——英国和德国为例，前者实行自由定价制度，后者实行固定定价制度。就英国而言，其在1995 年之前一直实行固定定价制度，且持续时间将近一个世纪。1899 年，英国订立了“净价书协定”;1962 年，“图书是特殊商品”得到了大多数出版商和书商的支持。然而在80 年代末期，定价销售制度开始动摇，多家大型出版社退出净价书协定。1996 年3 月13 日，净价书协定被英国限制惯例法院判决为违法，至此英国图书定价制度土崩瓦解。
就德国而言，近150 年以来，其一直实行固定图书定价制度，保障了国内密集的书店网络。2002年该国通过法律将图书定价销售合法化，要求所有出版社和书店必须遵从，违者将最多被罚款6000欧元。2006 年，德国将图书定价销售体系延伸到网络书店。很多专家表示，德国的固定图书定价是图书市场高质量和多样性的保证，也是德国能够跻身全球图书市场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泛借鉴国际经验，支持文化繁荣和书业健康发展
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已经实行图书定价制度，对图书价格进行立法保护，从而稳固图书市场发展。
在欧洲，除了德国以外，法国也一直是图书定价制度的支持者。1981 年，法国推出了以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雅克•朗格(Jack Lang)命名的《朗格法》。该法案的实施和推广也让社会意识到“图书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具有文化属性的特殊商品。此后，《朗格法》也成为诸多国家制定固定书价体系的蓝本。自70 年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韩国、阿根廷、墨西哥、希腊、黎巴嫩、以色列、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都推出了固定书价制度。
两会闭幕出版业如何迎接未来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今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在防疫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召开了两会。中国人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出版人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恪尽职守、夙夜在公”的使命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法履职尽责，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首先，出版业将“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践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对于出版企业，除了切实采取行动助力脱贫攻坚，还要在2020 年这一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策划出版相关主题图书上加大投入。
其次，出版行业还将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疫情当下，出版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疫情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新业态的进一步腾飞，直播营销、网游、手游、网络文学、短视频内容生产进一步飞速发展，获得全球读者的进一步了解和认可。值得强调的还有，中国出版界不断向世界输出中国抗疫经验和智慧的图书产品，获得很多国家认可。那么如何把握好疫情催生出的中国文化新模式、新机遇?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走出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如何进一步扩大出版市场内需，生产更多优质文化出版内容，这些都是出版企业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出版业未来的成色，要靠奋进者的激情与拼搏来打磨。立足新起点，迈向新征程，出版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高度的责任心、强烈的使命感，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砥砺前行、不懈奋斗。
《国际出版周报》2020年6月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