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对外友好界和外事委员会很重视“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不仅召开了多次会议，还组织了多次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协商。我也参加了若干会议，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了较深的认识。
今年11月中旬，对外友好界的委员们就来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学者专家们一起，参观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传承保护大展”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展厅，交流了文化“走出去”“引进来”的宝贵经验，让我深有感触。
这让我想到，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并引进了葡萄、石榴、胡麻、芝麻等作物到中原。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使以往相互隔绝的东方和西方联系了起来，在后来的经贸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陆上通道，被近代西方学者称为“丝绸之路”。而在《汉书·地理志》中最早系统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据记载，南海航线最远达到印度南部东海岸，番禺、徐闻、合浦（今北海）等地是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
到了唐贞观三年，玄奘沿丝绸之路西行求法，把印度佛经传入中国。他发展印度佛教理论，开创了中国唯识学，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还用梵文翻译《道德经》。玄奘西行取经，在中国和中亚、南亚各国间建起了一座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桥梁，为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贡献了积极力量。直至唐末归义军时期，河西走廊恢复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很多内地僧人途经敦煌前往印度求法取经。于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学、绘画、造像等艺术样式，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敦煌文书，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珍贵典籍，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不止如此。1271年，马可·波罗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1292年，他乘海船离开中国，经过三年的跋涉，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为人讲述自己在东方和中国的游历见闻，被编辑成《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
再到1582年的12月，意大利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利玛窦而后去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等地，最后长眠于北京。在华期间，他与中国士大夫交游，实行知识传教的策略，与徐光启等合作翻译西学书籍，介绍当时欧洲的自然哲学、音乐、历法和数学等知识。利玛窦及随后而来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了东西方的交流和认识。而身处宫廷的耶稣会士们，除了钻研中国哲学、科学及宗教，也把这些知识译介到欧洲。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们把儒家经典翻译为拉丁文。他们认为绝大部分儒家思想不仅不违反天主教教义，更值得欧洲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他们以信件、札记乃至专著方式所记录的中国主题著作，也深受欧洲学者们欢迎。这些作品在欧洲被翻译为不同文字，并以不同的版本重新编印而广为流传。
比如，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国哲学家孔子》自柏应理编辑，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翻译后，1687年在巴黎印刷出版第一版。它含有《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全译本，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儒家经典译著，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出版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独有偶，国家图书馆藏英国传教士湛约翰译并著序言的《道德经》，186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被认为是最早的《道德经》英译本。湛约翰看到了《道德经》的哲学精华，为后来的《道德经》英译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据传，《道德经》是有史以来翻译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我注意到，甚至美国著名音乐家每天都要读一段《道德经》，作为自己的必修课，陶冶性情，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当然还有，法国传教士杜赫德所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该书让18世纪处在欧洲“中国热”的学者们更加了解欧洲。
作为从事30多年外文文献采编工作的图书馆人，我能深刻体会到文献保存和翻译工作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事实上，《论语》与法国有很深的渊源。孔子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法国。甚至到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为此于1999年前后撰写若干文章，考证了那件事情的出处，在学界引起反响。当时的关注点，还涉及是否有必要用外国人的话来强调我们老祖宗的重要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自信”问题。不管结论如何，既然有那么多外国学者对孔子津津乐道，就不能怀疑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早就为世界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
17世纪，东、西方的接触与碰撞促进了双方的理解与交流。对世界认知的改变、文化因素的互译，以及科学仪器、机械装置的模仿和创造，在东西互鉴过程中格外引人瞩目。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改变了华夏民族对宇宙、世界的固有认知。在历法修订、测绘疆域土地、设计新机械装置、儒家经典翻译等活动中，华夏民族日渐形成崭新的世界观。
文献记载着历史，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脉络。在信息时代，我们更有条件做好文明交流，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可以进一步帮助人们加深对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图书馆员也要重视各国文献的收藏和交流工作。只要大家都秉承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开放、对话，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人类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今年9月，在国家图书馆110周年馆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作为图书馆外文文献工作者，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典籍，以及世界各地用不同语言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妥善保存，详细著录，流传后世，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我们目前正在从事中国古代典籍外文译本元数据项目，这将把我馆收藏的中国古典典籍的翻译本系统地、详细地揭示给读者，在彰显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文明互鉴 文化自信"，《人民政协报》，2019年第12期2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