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由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所著的《书蠹精语》出版。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毕业、对文科有着极大兴趣的理工科学生顾犇来到国家图书馆。由于掌握多种外文，他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从事外文采编工作，至今已30余年。30多年来，他见证了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在采访、编目等领域的发展历程。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外文文献采编工作在一代代图书馆员的努力下，朝着更具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迈进。本期学术家园采访顾犇委员，请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谈谈新时代文献采编的研究。
■与国家图书馆结缘
学术家园：您之前一直学的是理工科，为什么对人文学科发生了兴趣，并开始从事图书馆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呢？
顾犇：对人文学科发生兴趣，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了。当时虽然学的是理科，但我的语文、外语等文科成绩也很好，各科全面发展。到了复旦大学，我报考的是数学专业，虽然学的是数学，但课余时间读了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与一些文学大家的著作，常与它们相伴，涉猎了多种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和书籍，还常常与哲学系、中文系的同学一起读书、讨论，而且我很喜欢外语，那时候我的俄语成绩经常考满分，后来又学了英语，还选修了德语、法语，并自学了意大利语。因为对语言的偏爱，在学校期间还做一些翻译工作。大学时光让人文的这颗种子在心底深埋，悄然发芽之时也是我未料之事。随着读书越来越多，研究生期间就想从数学专业换到另外一个专业上去，但当时我的导师认为我在数学专业上还大有可为，可以继续读数学专业的博士。但因为喜欢读书，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人文社科方面上，就想先缓一缓再读博。
正值研究生毕业之际，遇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一位领导，他说："你到北京图书馆来，一定有用武之地。邵文杰是你的榜样，他学理工科，还通晓多国语言，写了不少社科类文章，需要一个接班人。"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高兴，这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也能发挥自己的外语和知识面广的特长，于是便答应了。就这样，我从上海来到了北京，至今已有31年。
虽然自己爱读书，但读书与在图书馆工作是不一样的。到馆前我对图书馆工作没有概念；到馆后，时任书刊资料采访委员会主任的邵文杰老师负责带我工作。上班第一天，邵老师就给我几本不同语言的书目，我一面看目录，一面练习打字。正式工作后，我每天用打字机记录选书内容，保存在案头六屉小目录柜里备查。图书采购工作包括选书，就是图书文献资料整理的前提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与文献资料记录、整理相关的研究工作。
学术家园：您熟悉多种外文，还有中文书刊采编的经历。在您看来，外文书籍采编和中文书籍采编有何不同？
顾犇：一来到图书馆工作，我最先做的就是外文图书的采购、选书工作，这是文献书籍采编的基础。后来，做过几年中文编目的工作，再后来又回到外文采编部。外文书籍和中文书籍的采购、选择不一样。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中文图书基本上不用选择，按照有关规定收全就可以；但外文书籍不一样，就需要有所选择，重点书目比如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的各种译本、各个年代的不同版本等都要有，没有的话就需要购买；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可能现在还没有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在外文书库也需要有；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等，也需要一本本地查验、核实后，再购买。在这样一个选书的过程中，需要选书员有多学科广博的知识面和外语能力。
学术家园：理工科的学习对文献采编、整理工作有哪些帮助？
顾犇：我学的是数学，在电脑未普及使用的年代，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电脑，不仅会用电脑，还成为图书馆中的电脑技术骨干，因为当时的电脑上网需要使用电话拨号，没有得到统一管理，很多电脑都成了打字机。因为是理工科出身，很快掌握了很多电脑知识。很多数据输入、分析，以及书籍查阅等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的，就具体工作来说，从电脑中通过光盘来下载文件，然后批量进行检索、查重，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也还未大范围普及，可以通过光盘进行查重、查漏，然后把书目清单打印出来进行补缺，这就使书目、版本更加全面。
新世纪以后，国家图书馆的采编工作实行自动化。从手工到自动化的切换过程中，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对于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来说，刚实行自动化的时候，除了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如拉丁语、法语、德语等之外，很多数据字符都无法进入系统内，如俄语、日语等。后来在系统上进行了反复测试、论证，确定了在我们馆内系统上的俄语、日语等，后来很多语言也都陆续在系统内实施。这也跟我有计算机方面的知识相关。
■走向标准化的文献编目
学术家园：什么是文献编目？
顾犇：图书馆的采编，是图书馆最基础性的工作。采编中的"采"即采访，就是采集与访求。早些时候，科学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一些，图书馆员就需要外出采集图书，寻访藏书者家中去求书。采编中的"编"，即文献编目，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文献信息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进行分析、选择、描述，并将其记录成款目，再把款目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目录或书目，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编目。通俗来说就是做卡片，随着科技的发达，现在的编目主要是电脑数据，就是将书籍信息做成卡片或输入到电脑中，以供查阅。做卡片的工作，程序看似简单，但它有规则，并不容易。编目员不仅需要具备应有的素质，还需要具有博闻强识的本领，更需要一颗耐心、细心和恒心。
学术家园：我国的外文文献采访研究工作，有哪些突出成就？编目又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否举例说明？
顾犇：外文文献的采访、研究工作相对于中文文献采访、研究就晚得多，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外文的采访、研究还是相对会难一些，要求也相对高一些。拿国家图书馆来说，邵文杰老师曾经系统总结了外文图书在采访中的一些经验，并定期给我们授课，授课后的记录归纳成书、结集出版，成为上世纪90年代在外文图书采访方面的一部理论著作，新世纪以后进行了修订，成为了我们馆内的一本教材。近10年来，我也带动部门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外文图书、期刊和其他类型文献资料在采访方面的总结和梳理，以及对采访工作的思考，将其成果进行发表、出版。这是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在采访研究上的成果，也带动了人才队伍的发展。
编目和采访不一样，编目本身就有一定的规则，如何来研究呢？就拿一本书来说，封面有书名，书脊有书名，扉页也有书名，同一本书也有可能书名不一样。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图书馆界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则，不能出现同一本书不同的图书馆做出来的卡片是不一样的。因此，现在国际上对于图书编目的问题尽管在个人理解上存在差异，而且每个编目人员的情况又各不相同，但是制定相对统一的规则就是要尽量将其规范化、标准化，方便世界的阅读者。那么，一本书具体要先看哪个书名呢？按照图书馆现代编目标准，一般先看题名页即扉页的书名，如果没有题名页，那就看封面或版权页，也可参考书脊的书名，这就是对顺序的规定。正因如此，在标准化的同时，还需要对编目人员进行培训，对规则的掌握，对标准的研究等，通过不断学习，加强对文献书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比如近些年发表了关于"论……题名的选取""论国际标准新变化里面哪部分的变化"等方面的文章，就是对编目标准化的关注。
学术家园：外文文献编目对中文文献编目或整理工作有哪些启示意义？
顾犇：实际上，我国现代的一些编目规则很大部分来自于国际编目规则。近代以前，中国也有著录规则，比如文献目录学；近代以后，为了与国际上的编目规则相统一，才引进了西方的编目规则，外文的编目规则就是这样。外文的编目规则让中国的外文书籍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让读者更快速、便捷地找到想查阅的图书。中文图书编目规则的修订也要基于国外的翻译，译成中文后才能掌握、跟踪到国际上的最新动态，这对中文图书编目规则的修订具有借鉴作用。同时，中国图书编目的特殊情况也需要反馈到国际上，再修订成相对统一的编目规则。近10年来，我担任国际图联的专业委员会委员，亲自参加了不少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努力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学术家园：新时代文献编目有哪些价值？
顾犇：从馆藏书目的角度来说，将文献编目就是对每一本文献进行身份确认。每一本文献都是人们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印记，它记录了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所思、所感，留下了人类在不断行进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和力量，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有秩序、有文明的书海世界。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文献编目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的研究模式，还为一般的研究者贡献了一份高效的检索世界，让书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更加简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学术家园：近期您的《书蠹精语》出版，它与之前的《书山蠹语》《书人乐缘》一起可谓"书之三部曲"。您的其中一个笔名叫书蠹精，为什么起名"书蠹"？有什么特殊的涵义或情结吗？
顾犇："书蠹精"本是为自己的博客起的名字，当时为了跟别人不同，就选取了"书蠹"二字。因为我爱读书，喜欢书，30多年来又一直与书打交道，所以要体现"书"字。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爱书如命，犹如书虫一般，"蠹"便是虫子的意思，因此取名为"书蠹精"，一直使用至今。《书山蠹语》《书人乐缘》《书蠹精语》也都与"书"有关，《书山蠹语》是将我以书蠹精为名所写的博文集结成册，内容涉及了我的图书馆工作、研究以及各地见闻、书评等。除了读书，我还喜欢音乐，《书人乐缘》就是将自己对读书的心得、对到各地访书的过程以及对音乐的爱好和理解进行的书写。《书蠹精语》更是记录了我与书之间的点点滴滴。
学术家园：人的成长、生产生活都离不开书。您如何看待书之于人的意义？
顾犇：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即是说，书是人类文明的记录和智慧的结晶，反之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我曾翻译过一本叫《欧洲的觉醒》一书，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文艺复兴和中世纪历史的阐述。它说，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凭空而来，早在中世纪时期，修道院的院士们就将很多中世纪以及之前留存下来的图书进行整理、翻译，保存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内，避免战争的侵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书籍就成为人们了解历史、珍视当下以推动人类文明的最好的见证。
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我们图书馆人默默地保存、整理、研究我们民族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产，这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郭海瑾："新时代的文献采编研究——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顾犇"，《人民政协报》，2018年第12期3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