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犇（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最近得到尹汉超先生的新书《国家图书馆与中国学：1909-1949》，学苑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尹汉超先生学历史专业，从事多年海外中国问题研究工作。所以说，他这本书是他的专业领域，也是工作范围的事情。但是要写这样一本书，却不是很容易的。我曾经尝试整理采编领域的历史，还有前辈的贡献，但苦于找不到参考资料和档案，感觉难度很大。本馆采编的历史，值得写一本书，但非我等能力所及。我也读过一些类似著作，蜻蜓点水，缺少丰富的史料，也就没有太大价值。所以，我能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有多么艰难，这样的书有多大价值。图书馆领域的历史研究不太受重视，但实际很重要，而且还有长尾效应。最近图书馆年轻人有些出版了历史研究专著，其扎实的态度，值得我们钦佩。
作者在书的开头研究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名称的演变，特别是有一段专门研究外文名称的演变过程，并引用了我在一本书中提到的译名困惑和有关争议。除了馆大门口英文名称的争议外，之前大门口草坪前也有一块金属牌匾，要求有英文，而且负责的领导因时间要求而不允许调研，于是造成后来有关领导的异议。尹汉超能把这些事情都研究清楚，理清了思路，对今后的研究和工作都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刚到图书馆工作时，前辈就介绍图书馆的馆藏特色和采购重点都是中国学，源于早年前辈所说的东方学。我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还因为自己曾经读过不少中国经典，对照外文文献，写了一些文章，也可以算从事中国学研究比较早的研究人员。虽然之后工作繁忙，研究领域主要在采编工作，但我在中国学领域的文章，引用率一直在我数百篇文章之首。
国家图书馆中国学研究机构几经沉浮，到现在再次受到重视，其中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有时候缺少制度，大家都不重视。有时候有了制度，缺少机制，还是运作不起来。研究历史，就可以反观我们现在，是否继承了前辈的遗产，是否为事业添砖加瓦。如果对学术研究有一些常识，应该不难理解中国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重要地位。我走过世界上若干国家图书馆，都有关于本国研究的特藏。国际图联制定的有关国家书目的指南，也要求把外国研究本国的资料纳入国家书目中。但是，如果不形成机制，不纳入法规，执行起来就容易走样。随着领导干部频繁变动，重视程度会有变化。所以，尹汉超的著作，对于历史是一个交代，对于未来，也可以作为参考，也希望今后有关制度规定能更多考虑这方面内容，不至于再次受到其他业务的冲击。
作者在书中研究了外文文献流入中国的历史，外文采访机构的沿革，还有外文文献编目的历史。关于国家图书馆的职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的前辈邵文杰在90年代出版的书，当时虽然篇幅不大，研究不深入，但已经算是开创性的研究。经过那么多年，尹汉超这一代，后生可畏，引经据典，着实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根据我的体会，书中一些小细节，也就几段文字，却需要费时考证。而且，关于有一些细节问题，例如索书号的结构等，作者也确实与我探讨过。
作者回顾了中国学文献资源建设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总结了外文文献采访的历史，特别是在第二章第四节，提到了购书费二八之比，之前没有人研究过其最早的出处，而且有人问起后，也无法自圆其说。当然，近年来形势变化，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已经改变了这个情况。
我本以为这书侧重于中国学馆藏，没有想到涉及了图书馆业务的方方面面，包括采访、编目、目录编纂、期刊出版、参考咨询、对外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章结尾提到了西文中国学特色藏书，是我一直关注的。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老员工提到穆麟德藏书和普意雅藏书，20年前我也让同事有空研究一下这些馆藏的来龙去脉。因为部门工作繁忙，同事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其他部门的青年同事们（包括尹汉超、翁莹芳、彭福英）分别对几个特藏做了研究，并发表了论文。2019年6月，韩国国家图书馆来访，我出面介绍了中国学文献的概况，得到了尹汉超的帮助，得以圆满完成任务。这次书中，更系统地介绍了这部分内容。穆麟德藏书和普意雅藏书都是西文编目的重点内容，早在2005年就完成了回溯编目，并有特殊标记。
在后记中，作者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求学过程。从他自己的介绍，还有我对他的了解，这确实是真正的“求学”，而不是不少人所经历的“镀金”过程。做学问很辛苦，可是有多少“学者”能知道其中的甘苦呢？年轻就立志学术，而且能不忘初心，就非常难能可贵。这本书他写了八年，可以说他刚到图书馆工作不久就开始考虑。那么多年，他的成果不算“高产”，但却很扎实。我手上这本书，沉甸甸的，不仅因为书本身的重量，更因为其中洋洋洒洒将近60万字的内容。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涉及多种语言和文字，行文都很规范。而且研究的方式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深入具体细节，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素养。
百年馆庆期间，前辈总结了“国图精神”。经过那么多年，“国图精神”很少有人重提。在读尹汉超新书的过程中，我重温了这些精神，特别是“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温故而知新，我们要继承前辈的遗产，发扬光大。以史为鉴，我们不要为自己的一些小事沾沾自喜，更要沉下心来，作出更多的成绩。再过一百年，那时的学者不至于耻笑我们。
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就是传承文明，但这些工作本身也需要传承。读了他的书，我们更详细地知道前辈是如何工作的，从而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思路。一些前辈不仅是图书馆行业内的工作者，还是学界的大咖，也不乏家境优越之人。他们出于对事业的热爱，还有崇高的使命感，才如此投入。
以史为鉴，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工作设定更高的标准。尹汉超在后记里提到，“人生恰似一场充满未知的修行之路，每一步都镌刻着抉择与成长的印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追求。在中国学日益受重视的今天，这本书有其特殊的意义。本书副书名是“1909-1949”，说明以后还有可写的。我建议他继续写续集，也期待早日问世。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我看到一批年轻学者在成长，在做我们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我所看到我们未来的希望。
《图书馆报》(China Library Weekly)，2025年9月19日，第6版。（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