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冈纳赞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理想还未实现，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图书馆和图书出版业齐心协力， 也需要图书馆内部采访和编目不同环节的合作，实现图书馆内部不同部门的业务融合。
我做了30多年采编工作，对采访工作的体会深刻。值此《图书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之际，往事、感想油然而生。 采访工作，是图书馆最基础的工作。图书馆藏书的质量，就取决于采访馆员的水平。虽然大学有图书馆学专业，但是采访馆员往往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图书馆知识是一个方面，对图书的热爱，对各种学科的熟悉，还有对完美的执著追求，才造就了优秀的采访馆员。
图书馆采访工作人员，有几个特点。从好的方面来说，都是杂家，知识面广博，熟 悉各种语言。从坏的方面来说，因为知识面太杂，喜欢读书，而不善于著书立说，所以说，图书馆采编人员里，采访馆员评上正高的很少。相比之下，编目人员则都忙着著书立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职称刚开始的时候，不少老一代采访馆员被破格评为副高，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广博知识面和敬业精神，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了。
图书馆员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职业。 所谓“高不成”，就是多高的学历都有用武之地，但是往往不愿意做具体的事情；所谓“低不就”，就是水平差的人还干不好，但是往往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干。这个特点，在采访领域更为突出。在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上， 顾子刚、张子高、张申府、梅绍武、郑效洵、 邵文杰等前辈，不乏大家和杂家，是我们晚辈的学习榜样。
进入20世纪，我们谈到采访馆员，大家不由得提起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先生，可以说是模式化的形象、当代图书馆采访工作者的典范。
浙江大学图书馆张军先生回忆道，一次到武汉开会，傍晚五点会议结束后，到外面去吃饭。路过一个书店，他说先进去看一下，大家都等了十分钟，结果他出来，说你们先走，我看到一本书我们好像没有，我一会儿过去找你们。吃饭到了一个小时，书店老板来电话，说他已经在那 里吃饭了，你们先吃。等大家吃完饭，老板说，他架了一张行军床，今天在这里住下了，明天再回去吧。
上海图书馆任国祥先生回忆道，陈老师“强迫症”到如此程度，到别人家去做客，都要看别人家的藏书是否在自己图书馆有馆藏，如果没有，就要软磨硬泡拿下。更有甚者，他还随身携带采集器（扫码枪），在别人家里扫码，做馆藏査重，如果机器有声音，说明自己图书馆没有，就要想方设法弄到手。于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有特色，众所周知，交口称赞。
大家听了这些故事，在觉得好笑的同时，也陷人了沉思。陈老师的敬业精神，是我们图书馆采访人员的榜样，比那些刻板的宣传更实在。
做什么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痴迷。而 痴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强迫症。图书馆要多一些“强迫症”患者，我们的事业就会有希望。
我曾经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任陈体仁先生翻译的《书店的灯光》，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个从书店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书商，用朴实的语言写出的经历和感受，包含了不少书业的知识和掌故。 读了这本书，我想起中国书业最初发展的时候，从事这个行业的老员工都是爱书人，有着对图书的特殊爱好和职业敏感。
我所接触过的国家图书馆已故的老员工文国瑞先生和刘庆平先生，都是书店出身的。原北京市外文书店的孔、崔两位经理，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都是从做学徒开始的。他们不是学者，但是都爱书，所以都做得很成功。在中国图书馆界，上面提到的陈远焕老师也是典型的书痴。
同时，我读到一个英国人送给我的《绝版和赢利：20世纪英国善本和二手书业史》。该书由20名作者联合写成，精装本、400多页，介绍了旧书业如何获取旧书，如何销售旧书，如何创造时尚和提高品位，并介绍了历史上一些有特点的人物。该书受英国古旧书店协会委托编辑出版，以纪念其成立100周年。在这百年间，英国古旧书店走向辉煌，但也似乎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很遗憾的是，关于古旧书店，在中国似乎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更没有这样系统的研究。书痴没有存在的土壤。
我也想起图书馆行业。其实，图书馆所做的工作，和书店职员的工作类似，同样需要对图书的热爱。如果自己不爱书，自己不读书，难以想象怎么会给读者提供好书。记得张志清先生转达朱永新教授的观点：图书馆员都应该是书评家，为读者推荐好书。说着简单，却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我们要以自己的阅读，带动读者读好书，推动“全民阅读”事业深入发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坚守“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图书馆报）是书业的报纸，为图书馆服务，也算是书业和图书馆之间的融合典范。
采访馆员的工作，貌似远离图书馆学，但又是图书馆最重要的工作。首先， 图书馆的藏书质量，由采访馆员决定。其次，图书馆经费的有效使用，也要通过采访馆员来实现。我们可以看到，采访馆员的责任重大。
15年前启动采购招标工作，给采访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向采访馆员提出了挑战，迫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条件下做好采访工作。同时，中国图书馆学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适时提出《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者行为规范》，为我国图书馆采访馆员正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书馆报》的前身《新华书目报•图书馆专刊》也在这个话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招标采购，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也进一步明确了分工，节省了采访馆员大量管理方面的时间，而且还规避了责任。 同时，采访馆员也要学习政府采购等经济领域的知识，提高谈判技巧，保证采访质量，争取最大利益。现在，招标采购日趋成熟，但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大家深入思考。
近年来，有关部门提出绩效考核的要求，对采访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我们必须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对采购经费和购置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预测和计划，并按计划完成任务。其次，我们要有健全的资产管理制度，还要保证社会效益。绩效考核工作，要求图书馆采访工作人员有更宏观的思维、更周全的计划、更高的综合分析能力。高校图书馆对图书采购的各种分析做得很细致，我们听了都表示赞叹。看到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图表，我们可以想象出采访人员要付出多么大的心血。
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面临阅读方式的改变。首先，学术期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变，科研人员主要依赖数字化的报刊来从事研究。对于非学术期刊，图书馆是否还需要继续订购？ 数字化是否都成为主流，取代了印本书刊？手机阅读是否成为主流？我觉得不能如此简单地处理问题。对于国家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应该有不同的策略。针对图书馆的方针和使命，针对读者使用情况，针对出版物的发展趋势，要有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更不能用自己不正确的研究结论去误导行业的发展。我们要善于在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之间做好协调，最大限度地共享资源、节约开支；也要与学科顶级专家和图书馆专家合作，确定自己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政策，做好长远计划，争取政府支持。
信息源的数字化，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回顾30年来，不少学者和从业人员都在探讨在版书目或者可供书目的问题，不同的单位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主要由图书销售行业牵头，图书馆界参与，总体来说是探索出了一条打通图书供求多方渠道的路径，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阮冈纳赞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理想还未实现，一方面是出版社库存积压无法清理，另一方面是图书馆或者读者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图书馆和图书出版业齐心协力，也需要图书馆内部采访和编目不同环节的合作，实现图书馆内部不同部门的业务融合。就好比过去出版社要做目录，书店要做目录，图书馆采访人员要做目录，图书馆编目人员也要做目录，最后服务界面还有一套目录。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信息标准化、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现在，那么长的一个图书信息流中的各个阶段，信息共享已经越来越畅通。但是如何实现全面融合，看上去还有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我们辛勤的努力。而且，无论是印本资源还是数字资源，其书目信息的来源，需要有集成的数字化。出版业推出 的CNONIX国家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便 利条件。
信息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图书馆本身就面临着行业内部的竞争和跨行业的竞争，图书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如果其中某个环节不及时进行应对，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不仅是采访馆员，所有的图书馆员都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是我们去改变环境，还是环境改变我们？
《图书馆报》(China Library Weekly)，2020年12月25日，第29版。（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