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犇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专家，曾任国家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文采编部主任、外文采编部主任、文献资源建设领域首席专家、国际图联编目专业常设委员会委员等。
说到我们相识，可以追溯到1998年，那时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一次，沈昌文、于奇为刚刚创刊的《万象》杂志组织专家团队，请顾犇吃饭，沈先生告诉他，这顿饭是代表俞晓群请的。顾犇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并不知道俞晓群是何方神圣，但也算是相识了。”
真实的接触，应该是在2011年，那时我已经到海豚出版社工作。是年9月中旬，我们在北京韬奋中心为沈昌文先生80寿诞聚会。顾犇在微博上名曰“书蠹精”，召集书友时，他给我留言，表示可以到会，我们赶紧奉上请柬。但开会时来宾太多，忙于应酬，见面时彼此致意，未及深入交流。直到2014年2月，上海作家、导演简平来电话，他说近日去京，会与顾犇一同来看我，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附中的校友。我们约在我的办公室见面，三人交谈甚欢，一见如故。顾犇送给我他的著作《书山蠹语》，我奉上拙著《那一张旧书单》，彼此观念认同，自然成为长久的好友。后来我为顾犇出版著作《书人乐缘》，又在微信上拉一个小群鲸鱼堂，聚集十几位作家，京派海派、南派北派都有，他们都是沈昌文的新老朋友。我们时常小聚，最初沈先生上座，我们限制他饮酒，他还会私下向邻座的顾犇要来半瓶啤酒，添到自己的杯子里。如今沈先生走了，我们的交谊依然未见淡漠。流年碎影，点滴琐事，都会在心中长久留存。
且说我与顾犇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我们俩都是学数学出身，后来都走出数学领域：他进入了图书馆，我进入了出版社。其实就数学专业而言，我与顾犇是不可比的，我只是在沈阳师范大学学了四年的基础数学，顾犇却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接着又读数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谷超豪等大人物，大到什么程度呢？谷先生是中国乃至世界数学界神一样的存在，也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再说大学毕业后我们离开数学专业的原因，其实我的专业不是纯数学研究，而是基础数学教育，最初分配到出版社工作，也是为了编辑理科教材教辅，后来兴趣转移或曰复归，才步入人文领域做事。而顾犇是纯数学研究专业人才，有着极好的数学基础，他为什么离开本专业，转而从事图书馆工作呢？对此顾犇的文章中给出多种解释，最让我认同的观点是他爱书、爱读书，近乎痴狂。图书馆中有许多通常见不到的书，让他迷恋，让他向往。符合他的个性：人生有激情，有好奇心，有浓浓的诗意。他爱好摄影，爱好音乐，爱好乐器演奏，爱好收藏许多小物件——书签、藏书票、漫画、插画等。当然，离开数学进入图书馆学，并没有影响顾犇才华的展现，数十年来，在喜爱的环境中，他撰写了数百万字的学术文章与专著，同时精通多种语言，还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翻译著作有《知识的拱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历史导论》《欧洲的觉醒》《简明牛津音乐史》等。
顾犇还有一个好习惯，平日眼勤手勤笔勤，笔记不离手，这不但有助于提升日常的工作效率与质量，而且几十年下来，他以此为基础，出版四册个人随笔《书山蠹语》《书人乐缘》《书蠹精语》《书蠹卅载》，从形式到内容，颇见顾犇先生的人生智慧。就文本而言，四本书越写越完善，越编越整齐，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册《书山蠹语》，内容集自顾犇博客文章，文字比较随性，读起来最有亲切感。由此想到我的《一个人的出版史》，就是这样的笔法，文体接近日记，看上去不大完整，内容却真实丰富，最能看到一个人的真性情，成为一段历史的写照，也成为以后写作的基础。再谈我从顾犇随笔中，对他的文化生活的了解，择出两点印象略记如下：
一是顾犇读过的东西多，知道的事情多。这里的东西不止是书，但其中有书：《书与你》《图书馆文献里程碑1876—1976》《一个定理的诞生》《绝版和盈利》《萨达那》《书店的灯光》等；还有讲座：何祚庥《中微子及宇宙论》、苏汝铿《大数之谜》、胡道静《中国科技古籍的发掘与整理》、王元《哥德巴赫猜想》等；还有影碟：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秦始皇》，参与的人物有谭盾、张艺谋、多明戈、章子怡等，还会在某一个月中两次去国家大剧院看《阿依达》。
二是顾犇喜欢漫画、插画。最初我的两本小书《那一张旧书单》《可爱的文化人》，书中有康笑宇先生的漫画，顾犇非常喜欢，几次在文章中提到。后来他的《书蠹精语》出版，也请安建达画了插画。安先生又称大帅，他的故事太多太丰富了。这里简要介绍，他毕业于北京大学，除去喝酒交友调侃，还有三个文化特质，让我时时称奇：首先是文字诡异，异响旁出，满纸歪风邪气，只有一句点题，我为他出版的小说《37传》即是明证。其次是他的漫画，我称之为即时漫画，即闻即画，才情毕现。最厉害的是他的铜雕壁画，满含艺术家气质，我一直坚信，在此领域，此君未来可期，必成一代名流。大帅曾为几位朋友塑像，尤其是沈昌文先生的铜雕像，做工精细，仪态逼真，让我万分感念。再回到顾犇的新著《书蠹卅载》，顾先生又请麦铃女士画了彩色插画，画面满是江南秀气，颇有丰子恺遗风。顾犇还用麦铃的画做了绣面包封，还有彩色书签。
此时我想到，寻新知于随笔之中，实在是一条难得的门径，也是捷径。读顾犇，不但是读一个人，还可以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打开国图（国家图书馆）一扇窗，从中窥视那样一座文化殿堂中的逸闻趣事，进而步入国图的堂奥。比如顾犇谈到，在国图工作过的名流如张申府，他曾做过“西采”（西文图书采访），顾犇见过张先生小楷写的卡片，如今已经不知去处。还有何兆武，他做过“西编”（西文图书编目），他的《上学记》中有记载，何先生曾翻译《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等，后者再版十六次。还有梁思庄、郑孝洵等。顾犇感叹，此般人物，“今后大概很难有了。”再如顾犇谈到，国图藏有作曲家谭小麟手稿，傅雷的小儿子傅敏专程来观看，他说父亲生前推崇的艺术家不多，一位是画家刘海粟，另一位是作曲家谭小麟。后来刘海粟改变了风格，傅雷不再喜欢，转而推崇黄宾虹。还有2010年，顾犇去南京图书馆，拜访时年86岁的沈燮元先生。沈先生性格开朗，兴趣广泛，他们一同喝酒，席间还聊起邓丽君、关之琳云云。另外顾犇谈到图书馆的职业病是什么？他说是一种强迫症：防火防盗，闭灯关门。他亲见一位同事下班锁门时，将门把手反复拧三四十下，唯恐没有锁好，那喀嚓喀嚓的声音，读来让人动容。
顾犇的文章中，还多处谈到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称任老的存在是他们的骄傲。顾犇还谈到任老的许多琐事：过年时众人祝福任老万事如意，任老说能有一两件事如意就很好了。为文津厅设计标牌时，任老提出用钱玄同的字，但找不到厅字，任老就亲自联系钱玄同的家人，解决了问题。一次领导来国图视察，任老发言时说，我为国图没做过什么事情，只记得办公室换了玻璃门，有同事没注意撞破了头，他提议要在玻璃门上贴上标记。任老病重期间，躺在病榻上，还在校订《大藏经》。任老去世后，有同事回忆，任老曾经说：“图书馆不是机关，是文化单位，需要顾犇、史睿这样的人发表不同意见。”此事让顾犇久久感动。
（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读”顾犇，打开国图的一扇窗”，《藏书报》，2024年5月13日，第8版（人物）；约4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