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拱门 : 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历史导论 / (澳)戴维·罗杰·奥尔德罗伊德 著 ; 顾犇、郑宇建、郏斌祥、蒋斌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8.
710 : 图 ; 21 cm
978-7-100-05808-7 : CNY42.00
本书的目的在于对西方知识传统中关于科学知识的本性及其获得方式的主导思想作一个初步的介绍。这一工作并非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言而喻，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不可能用几百页的篇幅作出令人普遍满意的全面论述。尽管如此，这项工作还是很值得尝试一下的。作者认为，由于人类探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要稳稳地踏上知识历史这一阶梯的最初几级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人们越来越需要对思想史作此简明的介绍。这样，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读者探明阶梯的最下面几级，使得他们今后攀登起来更轻松自如，而不至于一开始就因劳而无功而搞得筋疲力尽、灰心丧气。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感到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采取这种讲解方式的原因。许多哲学教程或多或少都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这一课题。人们的研究都是从考察柏拉图的对话、洛克的著作、或贝克莱、休谟等其他著名哲学家入手。但是通常人们所选的经典著作都是那些曾经提出过长期使人困惑的哲学问题（例如知识的本质、身心问题、上帝是否存在、善的本质等）的著作。相对于这些著作中所提出来的哲学问题而言，著作本身，特别是它们在知识历史之长链上紧密衔接的方式，则被认为仅处于次要的地位。其结果使人们对哲学史产生了的扭曲的、不完全的看法，尽管表面上这个问题已经通过它的过去得到了考察。因此，人们经常在哲学史教程中发现一些奇怪的历史阶跃：从休谟到柏拉图，其后依次排列的是笛卡尔、康德、维特根斯坦、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直到费耶阿本德。无疑，这样的教育学上的混乱在某些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对于某一作者的详细考察和评论有助于训练大脑。但是如果不指明你所考察的各个作者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话，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对古代哲学家作“与历史无关的”考察，会使人们从他们的问题对我们表现出的重要性出发来看待这些问题，而不是从其自身的时代的角度来看待它们。这对于明确的理解是不利的；即使你想用古代的哲学著作来提出现代的哲学问题，情况也是这样。
在上述解释中，我也许给人们留下了如此的印象：本书是另一种哲学史。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考察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而不是整个哲学的历史。科学运动由一个这样的人的集体所组成，这些人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察和实验手段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这和哲学家仅仅依靠思想和讨论问题有所不同，尽管在科学工作中显然也有大量的思想和讨论。科学家试图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以及描述这些规律的定律，并且提出关于这些定律的理论解释。我们在此感兴趣的是关于科学理论的历史。不用说，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远远不止是科学，但是他们在这个方面所花的时间是相当多的。因此，尽管我们的领域从整体上来看比哲学史要窄，但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范围仍然相当大。
关于科学的思想和讨论通常被人们称为“元科学”；因此，科学哲学家或“元科学家”通常被认为在相对于科学本身而言的“元科学的层次”上讨论问题。（在哲学术语中，“元语言”是一种用来提及、描述、讨论或谈论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或符号体系。）因此，元科学家本身并不是科学家：他谈论、讨论、评价科学家或科学界的所作所为。但是尽管科学和元科学不是同一回事，科学家和元科学家却可以是同一个人；区分二者，以及科学家和元科学家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20世纪的产物。因此，我们在认识到科学和元科学之间的不同之处的同时，还应当了解，有些科学家对科学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有些哲学家也对科学或数学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然而，当今的趋势是科学哲学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科学哲学中作出第一流贡献的科学家并不很多，反之亦然。
我们的任务在于追溯从古到今的元科学的历史——亦即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为此，我们将试图解释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所提出的思想：知识的本质和形式、知识是如何得到的、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世界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的将是认识论的历史。）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考察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观察、实验方法、逻辑和语言、分类方法、类比分析、解释模型、社会结构等等的作用。我们还将考虑人们对理解存在的本质、理解事物究竟“是什么”（亦即理解“物质”）所作的尝试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将考虑本体论的历史。）因此，尽管在哲学和科学哲学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部分，而且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一般的哲学史中找到。然而，我们还将勾画哲学史的特征——主要涉及认识论问题，因为它们与科学哲学具有特殊的关系。
除了注意到哲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外，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在科学和哲学之间也有很大区别。认识论学者或本体论学者会通过内省、讨论、对语言结构的考察、或其它严格的“哲学”方法来确定知识或存在的本质。科学家可能也会对知识和知识的获得方式及存在的本质等发生兴趣。（例如，认识论学者和心理学家、本体论学者和化学家所考虑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说，科学家不知不觉中也总是哲学家，尽管他们自己不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科学家所用的方法通常涉及各种各样的实验，而哲学家（严格按照其职业来说）并不进行任何实验工作，尽管他可以注意并评论由科学家所做出的实验工作。
这样，在考虑元科学历史之时，我们必须着重考虑若干个相互交叉的方面。我们主要应当考虑关于科学的思想史。但是，我们也应当考察某些属于一般哲学范围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科学史本身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本书中所采用的处理方法主要是解释性的，而不是评论性的。但是为了使解释更为清楚，为了使读者不为二手资料中的讨论所迷惑，作者在本书中附上了大量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使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更精深的著作和二手文献中的争论。然而在某些地方，作者也指出了其它资料来源中与本书不同的解释和观点。
尽管很少有教科书把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形而上学看成是主要的原则，但我还是感到没有必要对此做什么解释。关于科学的本质和方法的思想史的知识是哲学教育中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一般哲学史的知识可以大大地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科学家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因此，对元科学历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历史）的研究，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初学者来说，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对于想要研究元科学的学生来说，如果对当今的争论和研究领域的背景一无所知，就可能产生各种误解。
但是除了以上所说的学习科学和学习哲学的学生在教育上的需要以外，我们还考虑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元科学史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世界文化史中的一个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在考察这一历史的时候，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目前居住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谋生”的方法。而且，不管我们有无“自知之明”，不管我们能不能成为这个历史的继承人，对知识历史的研究本身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我们应当从纷繁复杂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中选择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呢？我们所遵循的一条主要线索来自于特贝恩(C.M. Turbayne)的著作《隐喻之秘》(The Myth of Metaphor)（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特别是其中“分析和综合”这一节。此书讨论了形成知识的双重路径的古老传统——从对可观察现象的考察到普遍合理的“基本原则”（“分析”）；并从这样的“基本原则”反回到可观察的事物，故此这些可观察的事物便可用它们借以进行演绎（“综合”）的原则来加以解释。沿着这一方法论纲领的历史轨迹（它的“形状”使我想到用现在这个书名——《知识的拱门》），我们发现了可以在我们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指导我们的清晰的脉络。
我们决意要讨论的另一个论题，涉及的是人们为给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现实世界自身的本性之间关系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作出的各种尝试，以及在思想和事物之间建立某种对应关系的尝试。这个问题比关于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路径的思想发展史的范围更宽，它为我们的研究展开了另一个广阔的领域。在我们的阐述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其它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在此一一指出。读者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和场合遇到它们。
不过，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当今科学哲学的一个“新领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知识，所谓的“知识社会学”的倡导者所提出的思想，对元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领域是目前哲学讨论的热门题目，所以如果在这样一本介绍性的书籍中探讨此题目，即将是不明智的。然而，我对知识社会学还是持赞同态度的。我认为，这个学说很意义，并且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此，我在倒数第二章中对这些理论作了一些讨论。但是读者应当知道，这个领域目前正处于探讨阶段，我这里提出的一些观点并不一定是公认的。本书从头到尾，特别是那些涉及历史解释的部分同样都是这样。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其中的哲学观点几乎没有什么是成为定论的。
在结束这一导言之前，我想向下列曾在各个方面给予我帮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约翰·克伦丁南、约翰·福奇、盖伊·弗里兰、道格拉斯·豪伊、简·奥尔德罗伊德、乔纳森·鲍尔斯、黛安·奎克、马格雷特·施林克、约翰·舒斯特和艾伦·沃克。无疑，书中会有一些错误或者哲学谬误还没有被发现或改正，我本人对任何这样的疏忽负全部责任。但是，我还是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支持并且帮助过我的人们。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因为与我合作而感到后悔的。
戴维·罗杰·奥尔德罗伊德
1985年于悉尼
本书最初翻译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顾犇翻译前言和第1-3章，蒋斌翻译第4-5章，郏斌祥翻译第6-7章，郑宇建翻译第8-10章；郑宇建通读了手写译稿，并进行了统稿工作。
2007年，顾犇再次通读了所有译文，统一了体例和译名，纠正了原译文的一些错误，并制作了中文索引。本译文所依据的1986年版中存在不少错误，1989年重印版中已经更正；顾犇根据原作者提供的更正信息，对译文再次进行修订。
译者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志们，使得本书得以出版。也感谢国家图书馆的姚蓉和她的同事们，他们帮助译者完成了排版等工作。我们还要感谢澳大利亚的顾雯女士和史迪小姐，她们帮助译者联系了出版社和作者，并解决了版权问题。
顾犇
2007年6月30
Updated 11/23/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