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编目原则呼唤统一
■本报记者姜火明
编目是图书馆最基础的工作之一，编目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社会评价。国际编目原则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统一的编目体系，这种统一无疑将促进世界图书馆的沟通和交流，图书馆的用户会因此受益匪浅。
当前，国内图书馆界在编目上可以分为五大系统，全国联合编目中心、CALIS、中科院系统、社科院系统和上海图书馆系统，这五大系统的编目规则都不尽相同。全国联合编目中心是公共图书馆的代表，CALIS是高校图书馆的代表，这两大系统几乎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公共馆和近50％的高校馆。两大系统存在较大的分歧，谁都不轻易让步，影响的层面是相当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编目规则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但是国内图书馆界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炉的，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编目领域内的学术研讨，促进同行业的工作交流，加快国内编目工作的国际化进程。
《新华书目报》作为此次研讨会的协办单位，也想通过这次专题策划，为图书馆编目规则的统一尽到自己的责任。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和CALIS等国内图书馆编目系统的编目原则存在不统一，这一方面不利于图书馆数据的交流与传输，另一方面还给广大用户在使用图书馆上带来了一定的障碍。非常令人遗憾的是，编目规则的制定者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很少去考虑用户在使用这些规则上的便利性。图书馆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两大系统的成员馆，都希望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与CALIS能够消除分歧，统一规则。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年初在香港召开的编目研讨会上以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的身份表示，国内图书馆编目应该统一。
两大系统各自为营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成员馆包括全国大多数公共图书馆。CALIS的成员馆截止到2006年2月底，总数达557家，几乎占全国高校馆总数的50％。编目工作包括著录规则和机读格式。著录规则就是文献编目规则，机读格式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MARC格式。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和CALIS在MARC格式上的分歧并不大。其实不仅是图书馆在生产MARC数据，图书馆中盘商和信息提供商也都在生产各自的MARC数据。这些数据不可能完全统一，但大的原则都不会背离CNMARC的格式。对于不同于自己生产的MARC数据，图书馆修改起来也比较容易。在MARC格式的问题上，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和CALIS没有多少异议。但据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副主任谢琴芳说，如果MARC格式差异较大，转换成英美加的MARC21还是要费一定功夫的，这显然于国际交往不利。
问题的焦点突出表现在著录规则上。中国图书馆学会曾经组织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和CALIS的专家参与编写《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一书，该书去年推出了第2版。据谢琴芳介绍，国家图书馆根本不用这本书，而CALIS对于这本书的态度是：对的就用，不对的就不用。很显然，这里对与不对的标准完全取决于CALIS。双方都参与制定的规则，而且冠以“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之名，但谁都不用，这在外界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是“岂有此理”。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和CALIS在编目规则上到底有哪些分歧呢？用编目理论专家王松林教授的话说，CALIS编目体系属于“学院派”，而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编目体系则属于“实用派”。前者的文献著录规则和MARC格式的规定，大部分都可以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和UNIMARC中找到依据；而后者的文献著录规则和MARC格式的规定，则更多考虑了中文文献的特点。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管理处处长富平则认为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和CALIS之间并无大的原则分歧，因为双方都遵循ISBD的基本原则，只是在细节上有一些争论。CALIS的数据偏重教参、教辅、科研类图书，其编目人员过去又长期从事西文编目工作，因此认为中文图书编目也应该严格执行国际标准；而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的数据以中文社科图书为主，很多社科图书都具有中国特色。因此，两大系统在诸如作者与年代的放置顺序等问题上不统一。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主任、国家图书馆采选编目部主任顾犇认为，这些细节上的争论可大可小，实则不容忽视。
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以国家图书馆为主，国家图书馆采编部主任兼任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主任。国家图书馆是全国联合编目中心规则的制定者，而CALIS编目规则的制定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加入这两大系统的图书馆都要遵循这两大系统的规则，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两大阵营。
保持特色还是与国际接轨
是保持特色还是与国际接轨？这对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与CALIS而言确实是一个问题。CALIS主张与国际接轨，全国联合编目中心也不反对与国际接轨，但强调打造中国特色。是否保持特色与国际接轨就不能共行呢？
谢琴芳说，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确立了著录的标准化，是国际标准，指导各国图书馆如何描述书目。她首先承认，中国文献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仍然应该尽量按照国际标准去做，这也是CALIS的一个基本原则。比如对古文献，CALIS在录入时建议用繁体字，因为古文献都是繁体字，这是客观描述。谢琴芳说，在这方面，CALIS要尽可能遵照原貌。但是，CALIS又提出，在检索的时候应该简体字和繁体字都可以使用，不能要求古籍必须用繁体字检索。
与国际接轨是CALIS最大的特色，用谢琴芳的话说，国际规则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咱们不能也扭转不了乾坤。越强调自己的特色，不与国际接轨，离国际标准就会越远，就会被边缘化。在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的权衡上，谢琴芳用编目工作中的“个人名称”来举例说明与国际接轨的便利性。比如：鲁迅和周树人，“鲁迅”是笔名，“周树人”是真名。鲁迅还有其他笔名，但是最让人熟悉的就是“鲁迅”。那么，不管是用“周树人”还是其他笔名，读者如果要把鲁迅的所有文章都查全，就需要工作人员在制作编目数据时确定用“鲁迅”作为一个“个人名称”的标目，其他的笔名作为它的参见。在此基础上，读者检索“周树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信息“见鲁迅”，或者是把鲁迅的信息直接反馈给读者。这种放弃真名，强调“为人熟知”，正是考虑到了用户的便利性这一国际编目的最基本原则。
据顾犇介绍，关于图书馆编目的格式和规则，国家图书馆内部都有不同的意见，更别说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了。
用户的便利性谁来考虑
规则（《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定下来了，为何不执行？谢琴芳反问记者。她也是该规则的编者之一，但在实际工作中自己都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她告诉记者，香港的一位大学图书馆馆长曾经跟她说，北京大学图书馆应该与国家图书馆协调，大家互相让一步就可以了。顾犇也说，现在就缺少一个能够拍板的人。
谢琴芳认为，中国图书馆学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学会下面有编目与标引委员会。谢琴芳建议，应该在图书馆学会编目与标引委员会内部增进交流与合作，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以达成共识。不要求快，能有一条就定下一条，积少成多。由顾犇发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也是基于这个目的。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联机编目协调中心主任胡广翔连续两届担任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现称“第九”）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他觉得图书馆界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个能够大力重视和加强这一工作的权威机构。据他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阎立中老师为首的老一代工作者，在文献著录标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业务标准，为全面提高全国范围内图书编目工作的质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从那时起至今，图书编目工作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国家标准的图书著录规则，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发布的那几个文件。胡广翔负责的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的修改稿从1999年起至今已经过两次修订，而且也通过了专家组的论证和评审，但历经7年之久，上报了两次都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和发布。他自己感觉，文献工作标准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上级有关机构的重视。
此外，还有一系列有关文献工作的国家标准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需要进行修订，但至今都没有被重视。胡广翔认为，现在该是认真抓一抓这项工作的时候了，图书馆界的一系列国家标准都非常需要在整合和协调的基础上及时进行修订。只有在做好了这项工作之后，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图书馆界编目业务差异化的问题，使得国内与国外在这一领域的业务交流与合作在更标准、更规范的前提下健康有序地进行。
2003年12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图联（IFLA）国际编目规则第一次专家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虽然这个草案还处于国际讨论过程中，但已经被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汉语、韩语等十多种语言在IFLA网站上发表，足见国际编目界对它的关注。国际编目原则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到，新的国际编目原则的首要目标是为用户提供便利。随后在第一节再次强调，制定编目规则的最高原则应当是为用户提供便利。最后在附录中又一次指出，编目规则制定工作的最高目标是用户的便利性。
两大系统的争论由来已久，短时期内也得不到解决。顾犇认为，编目规则在中国的统一不是一两年能够做到的，可能要数十年。二者之间的分歧对用户究竟有何影响呢？对这一问题，顾犇与谢琴芳都承认他们考虑得不多。顾犇说，即便是用户的便利性，各家也有各家的观点。
［专家视点］
顾犇：图书馆编目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编目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也是最琐碎、争议最大的工作之一，不同的图书馆之间，甚至同一图书馆的两个人之间都会因为一个标点或者符号而发生争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即将举办，该研讨会旨在打造一个编目工作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图书馆编目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献计献策。关于图书馆编目，此次研讨会的发起者顾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编目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规范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加强
图书馆编目工作的依据包括著录规则和机读格式。在使用计算机系统之前，国内图书馆采用卡片进行编目，编目规则都反映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为了让不懂有关语言的读者能够看懂卡片上哪里是著者、哪里是书名，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制定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对卡片格式进行规范。
随着书目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及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编目工作在组织文献资源方面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编目的任务是对文献资源进行整序，向读者揭示文献的信息，提供检索途径。机读格式（MARC格式）正是实现这一人机对话的界面语言，国内图书馆界普遍使用的MARC格式也是从国外借鉴引进过来的。MARC是世界各国在计算机环境下描述、存储、交换、控制和检索书目数据普遍遵循的规范标准，最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65年开始研制。目前，国际上使用广泛的有两大MARC格式，一是MARC21，二是UNIMARC。MARC21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对各自的USMARC、UKMARC和CANMARC三种MARC格式进行整合协调的产物，于1999年推出。UNIMARC则是由国际图联推出的，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使用的MARC格式。
中国机读目录格式即CNMARC，是在UNIMARC的基础上开发研制出来的。国家图书馆牵头起草的《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于2002年由文化部审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2004年推出的《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即将成为国家标准。此外，《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也相继修订出版。这些标准条例的制定或不断修订，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文献编目标准化的认识在逐渐加深，另一方面还指导了各类型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开展，为实践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国际化是编目领域内的一个趋势。顾犇说，只有大家采用同一个标准，才能实现数据的交换，才能实现资源共享。
规则和标准面临着修订
近年来，国际图书馆界对编目规则、编目标准的修订的讨论成为热点问题。由于中国图书馆的编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的标准和规则，加之中国图书馆学会是国际图联（IFLA）的成员，因此，国际编目规则和标准的修订必将对国内图书馆编目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国际图联编目专业常设委员会的委员，顾犇对国际编目的热点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他认为，国际编目的标准和规则在明后两年将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的问世所带来的。1998年，IFLA组织的一个调研小组完成并出版了FRBR，通过实体、属性、关系等概念，揭示了作品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书目记录的一些基本要求。该文件已经成为国际编目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并将成为今后各国修订编目规则的依据。
FRBR的出版，引起了世界编目理论和实践的一场变革，出现了许多热点问题。例如，一直作为西方编目“圣经”的《英美编目条例》（AACR）要根据FRBR的思想进行修订，甚至可能完全改版，并采用FRBR的概念和术语。此外，FRBR的思想还要扩展到规范控制和主题规范的领域，将会形成相应的《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FRAR）和《主题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FRSAR）。最后，FRBR还会对UNIMARC等编目格式产生影响。
国际图联编目专业常设委员会要推动FRBR的研究和推广，并着手下一步的工作，以制定新的著录标准和检索点标准，探索书目领域的新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与IME、ICC等规则制定者协调，促使FRBR的原则体现在编目准则中。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也即将修订。ISBD从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已经形成一个系列，是针对各种不同类型文献的著录，在国际编目的标准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际图联有关人士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修订ISBD，并形成一个集成的、统一的文本。为此，国际图联专门成立了ISBD评估小组，该小组的工作是分析现有的ISBD，特别是非书资料、古籍、电子资源和印刷乐谱，吸收FRBR框架所推荐的一些变化，修订时要考虑编目员的需要和目录使用者的需要，还要协调现有针对各种文献类型的ISBD，提出多载体文献如何应用各种ISBD的问题。ISBD评估小组要分析统一的ISBD的好处，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将针对不同文献类型的ISBD统一成一个文本，还要建议《英美编目条例》新版(AACR3或RDA)起草者将第一部分按ISBD编排。据悉，ISBD的修订文本将在明后年问世，也会对我国的编目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还有元数据标准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随着数字资源的快速增长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描述数字资源的元数据标准的讨论也十分热烈。顾犇认为，我们的图书馆员不仅要研究自己工作领域内的最新进展，还应当关注其他相关领域内的最新进展。例如，我们应当关注数字图书馆建设领域内的元数据规范和标准，它们是文献编目工作的延伸，也是今后潜在的发展方向。
顾犇说，在国际图联编目专业常设委员会中，亚洲图书馆员一直不是很活跃，许多项目中都缺少有关亚洲的部分。例如，《个人名称》中没有中国的部分，《无名氏经典著作》中没有亚洲部分。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以改变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状况，力争在该委员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据他介绍，国际图联最近也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编目问题，并且为了体现文化多样性，希望尽可能多地吸收非欧美国家的图书馆界人士参加制定标准的工作。
今年8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国际图联大会）之前，第四届国际图联国际编目规则专家大会将举行。届时，中国的编目专家们将与亚洲同行一起，共同商讨编目规则国际化的问题。
本报记者姜火明
谢琴芳：制定全国统一的编目规则是当务之急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九五”、“十五”总体规划中的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2003年3月，CALIS联机合作编目系统（以下简称CALIS编目系统）正式启用。该系统以联合目录数据库为基础，以高校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了联机合作编目、编目数据批量提供、编目咨询与系统培训等业务，方便了成员馆的编目工作，提高了书目数据库建设效率。
最近，本报记者对CALIS编目中心副主任谢琴芳进行了专访，就有关CALIS编目系统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CALIS编目系统的优势
谢琴芳认为，CALIS编目系统与图书馆开展业务密切相关。书目编写出来后应该是供使用者使用，对CALIS编目系统来说，使用者有两个：一是图书馆内部编目人员，二是广大读者。
编目属于专业性工作，培养一名合格的编目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使用CALIS联合目录查找信息，则可以实现共建共享，同时也可以解放各个图书馆的生产力。这样不仅方便各主要成员馆，而且对编目力量不太强的图书馆来说，受益就更加明显。
不仅如此，从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来讲，CALIS编目系统对于广大读者——老师和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信息检索，清楚地了解到图书或作者的相关信息。
CALIS编目系统的现状
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始于1997年。目前，该数据库已经积累了180余万条书目记录，以纸本型为主，涵盖印刷型图书和连续出版物、电子期刊和古籍等多种文献类型；文献类型语种是中文、日文和西文，西文包括英、法、德文等，最近还将收录俄文书目数据；主流是大众化的图书和期刊，还发展了古籍的联合目录。因为古籍的版本很重要，经常出现同样的书名但是有不同的版本的情况，该数据库把古籍首页书影扫描到联合目录中，读者查询时可以看到是否是所要的版本，编目人员也可以看到书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不用另建目录。这就解决了读者查找古籍数据过程中的查重问题。
CALIS编目中心现在的成员馆有500多家，约占全国高校系统的50%，一些主要图书馆基本上都加入进来了，没有加入进来的多是边远地区图书馆，以及一些小型图书馆。但是随着地区中心联合目录系统的发展和推广，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善。现在，在上海和武汉已经部署了地区联合目录，分别是CALIS编目中心华东南地区中心和华中地区中心，当地的图书馆可以利用地区联合目录接收数据。地区中心的数据与全国中心数据实行准同步。谢琴芳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高校的共建共享，不仅是书目员对内部工作的共建共享，也包括广大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查找书目的信息共享。”
CALIS编目系统面临的问题
CALIS“十五”项目“中国高等数字图书馆”（CADLIS）建设是一项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CADLIS不同于单个孤立的数字图书馆，它是一个开放的、分布式的、多馆协作的联合型数字图书馆，涉及到众多参建馆的参与和众多应用系统的集成。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规范与接口的标准化是此项目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
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图书馆所使用的编目规则不统一，造成了CALIS编目系统面临以下两大问题。
第一，由于国内编目规则的不统一，就会产生许多“垃圾数据”,即大量的重复数据和不能识别的数据，这样会影响到CALIS编目系统的运行。
为何会出现“垃圾数据”呢？当数据库中有很多数据集中在一起时，如果数据制作出现问题，工作人员就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他们在整理几万条中文期刊数据的过程中，会出现无法识别数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输入记录时应用了不同规则产生的。例如，图书馆在制作期刊数据的时候，如果碰到《大学图书馆通讯》改名为《大学图书馆书报》的情况，根据CALIS编目规则，要求图书馆不能只做一条记录。如果是做一条记录，CALIS借鉴国际规则要求按照原来的名称录入。如果只按照新名称录入，对同一期刊而言，在数据库里就会有两条记录。这两条数据记录对CALIS数据库来说，就会认为有一条是属于“垃圾数据”。
第二，由于目前国内图书馆所使用的编目规则不统一，造成不同的编目系统之间的交流产生障碍，很难做到数据资源共享。
目前在共享数据资源方面还存在一定困难，一些图书馆是多家编目系统的成员馆，这就造成了下载数据格式不统一。比如，有一些CALIS的成员馆同时也是国家图书馆编目系统的成员馆，他们也共享国家图书馆的一些数据资源，但在数据应用时要经过自己加工改造，不能直接应用于数据库。对于单一的CALIS成员馆来说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再如，对古文献数据共享也存在一定困难。CALIS建议在数据录入时使用繁体字，在数据检索时应该简体字、繁体字都可以使用，但是为了更加遵循原貌，检索出来的数据信息应该是繁体字。这与其他编目系统规则不同，使得对古籍数据共享难度加大。
谢琴芳认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图书馆编目规则是当务之急，而且不仅要考虑国内编目规则的统一，还要考虑某些规则制定的国际化问题。她举例说，就书目著录规则而言，应该尽量依照国际化标准。现在国际上应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即用来指导如何描述书目。当然，中国文献有其自身特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国际规则，就个别国内独有的情况可以通过借鉴改造出适合自己的规则，不过还应该尽量按照国际化标准编写。目前，CALIS就是遵照这样的原则。这样做不仅有了制定规则的依据，同时也考虑到了开放性与国际性。
（谢琴芳，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副主任）
本报记者姜火明
实习记者 孟 凡
富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编目规则
网络环境的产生、数字资源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图书馆的编目对象、编目手段、编目产品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文献资源的交流需求，图书馆的藏书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改变了图书馆进行文献整序的基本工作。鉴于此，编目工作已经被列为2006国际图联大会的重要议题。在国内，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与国际接轨的需求，图书馆的编目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变革？这些都将成为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重点讨论的问题。为此，记者走访了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管理处处长富平女士。
文献编目向资源整合转变
富平将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的转变称为转型期的图书馆。她认为，转型期的图书馆面临传统图书馆单纯的文献编目向资源整合工作的转变，图书馆编目工作变革的实质是从编制以提示文献目录与索引的报道体系为主，转变为以全面揭示资源内容和完整知识体系为主。她认为编目工作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息资源类型的多样化。目前，图书馆已从单纯收藏印本文献，到收藏印本文献、缩微文献、非书文献、电子文献四大类型资源。数字资源的迅猛发展速度，“使图书馆难以招架。”
其次，工作职能的多样化。在传统文献时期，图书馆主要使用卡片目录，编目工作的主要职能是揭示文献、提供书目、报道图书。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开始通过网络环境满足非到馆读者的目录检索、阅读全文、查询资源、欣赏音乐和看电影等方面的各种需求。
第三，编目方法的变化。面对多种媒体的信息资源，图书馆编目工作开始发生变革。
一方面，对有物理实体的有形文献资源编目，仍采取传统编目方法与规则，编制机读目录，通过OPAC提供机读目录。
另一方面，对无物理实体的无形资源采用两种方式编目：一是外购数据库，大多数图书馆直接采用数据库自身的元数据，也有的用MARC格式、DC格式和自定义格式进行编目，通过网站向读者揭示。二是通过专门软件采集，以自动编目的方式对元数据与对象数据进行整合，向用户提供专题服务。据富平介绍，目前出现的DC格式就是一种主要用来描述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的编目格式，比较适用于自动编目与半自动编目。它是用一种置标语言来描述信息，人机可以共读，目前我国文献机构正在进行实验性应用，我国基础教育等文献机构已经在实际应用。
与世界接轨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文献机构都在研究和应用新的模型，中国也不例外，特别关注《英美编目规则》。这一规则已经宣布修改第三版，改名为《资源著录与检索》，计划在2008年出版，将成为国际性的各种媒体书目记录与检索的内容标准。这对图书馆的影响很大，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计算机、数字资源都要因其发生变化。比如说以前只关注描述性数据，现在还要关注技术性元数据、管理性元数据。同时，随着DC等新的编目格式的出现，中国文献机构的编目工作也面临着挑战。
富平认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国外先进编目理论的研究还有差距。这源于她2005年在美国对OCLC研发小组的一次考察。
OCLC是全球成立最早、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图书馆联盟，是一个非营利的信息服务与研究组织，其成员单位以及使用单位包括分布在84个国家（地区）的5万余家图书馆及信息服务机构。而OCLC的研究相当深入，有自己的一支由30多人组成的专门研究编目理论的固定团队，基本上能实现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再到理论提升这样一个过程。富平毫不讳言地说，相对美国而言，国内没有专职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团队，缺乏理论创新，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目前，国家图书馆正在翻译FRBR，研究FRAR和FRSAR这些理论。
编目理论虽然非常专业，但它对于文献处理更科学更便捷具有重大作用，同时诸如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对编目理论的研究就显得相当重要，作为国内数字图书馆领头羊的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任重而道远。
“编”出中国特色
目前国内的图书馆编目工作存在两大系统，一是全国联合编目规则，一是全国高校编目规则。前一规则以国家图书馆为核心，认为中文编目必须有自己的特色，除在主要规则上遵循国际规则之外，在细节上应该有所变化，要适用于中文图书；后一规则以全国“211工程”院校图书馆为主，简称CALIS，认为应该严格执行国际标准。面对这样两个规则的长期并存，富平处长说，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大的原则分歧，因为它们都遵循ISBD、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以及CNMARC，主要是在细节上的争论。
既然国内图书馆编目规则的两大流派并无实质性的分歧，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主要基于英美编目条例的国内图书馆编目规则，现在面对2008年即将出台的修订后的英美编目条例——《资源著录与检索》，从理论上到结构上的重大突破应该怎么办？富平认为，由于数字资源传播的便利，全球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必由之路，国际上新的编目规则可以满足各种媒体的资源，我国应该直接引进。是等效采用，还是等同采用，是下一步我国文献编目规则修改要抉择的重大原则问题。2006年国际图联大会，英美编目条例的变化将是热门的话题。
富平说，她在主持修订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后，一直关注国际编目规则和英美编目规则的修订变化，考虑今后制定本国的标准规范。目前的结论是，中国人应该在中文汉字信息处理、中国古籍文字的处理和中文本体语义方面制定自己的标准，中国自己特有的东西不能让外国人去研究。
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召开在即，富平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之一，同时还参加了会议论文的审核工作。据她透露，在提交的百余篇论文中，有30余篇论文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是领域中新的动向，比如FRBR在应用层的组织问题、对当前编目工作的现状展开分析、如何认识与处理版权项、如何运用DC进行资源处理的问题等，英美编目条例的变化也是这些论文关注的焦点之一。虽然这些论文对领域中的新动向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总体而言，中国对新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富平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从事编目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数字资源编目实践比较少，用于DC格式和其他格式编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规范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数字资源编目专用软件还不够成熟。
富平，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管理处处长
本报记者余姝
实习记者肖洁
胡广翔：编目工作需要更标准、更规范
和国内其他图书馆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的编目工作也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1992年，开始从手工编目向计算机编目转变，先是使用了自行开发的单机编目软件，1995年改用市售商业化的编目系统，实现了院馆编目部内的联机编目作业，1999年以后逐步开展了属于全院范围内各个图书馆之间的联机联合编目作业，2001年“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初步建成，至今一直为全院高质量、高效率地进行新书的即时编目和旧书的回溯编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据胡广翔介绍，社科院系统内的图书馆是1985年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后更名为文献信息中心）成立以后才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历史渊源直接导致了全院图书馆业务的混乱和无序，尤其是在文献的分类、著录、目录等方面完全处于不标准、不规范、不统一的局面。直到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全院文献著录标准化指导小组，才通过多年的工作使该院的文献编目工作成功地跨越到了能熟练地运用国家标准高质量完成图书编目工作任务的新阶段。
然而，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社科院各图书馆的地理位置相当分散，因而文献信息资源也非常分散。尽管总体资源十分丰富，但各馆的文献资源不能做到互通有无，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在现有的单馆编目和单馆编目的软件基础上增加网络功能，从而适应全院联机联合编目的要求成为了编目工作的又一挑战。
为此，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专门成立了联机编目协调室，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编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联机联合编目手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分类主题标引手册》等业务用工具书，为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创造了一系列的保证条件。在这些保证之下，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进行了馆际间的联机联合编目试验并取得了成功，随后又按照已经制定的模式建成了包括全院联机编目总库、预备库和临时库在内的联机编目数据库系统并实现了正常运转。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机联合编目系统显著的特点在于：数据量大；实时性好；去重性好；充分反映馆藏；数据质量好。此外，该系统还具有众多先进的特性，如：机读的、在线的、动态的、可实时更新并不断扩充和完善的、供图书馆员和科研人员共同使用的全院机读联合目录。
从200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与韩国ECO图书馆软件公司合作开发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该系统在传统功能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了一个专门支持集中式和分布式联机联合编目作业的模块。和老系统相比，ECO系统具有多项突出优势：联机实时数据共享的自动化程度更高；书目数据库建设实现了最大化的共知、共建、共享；数据转入时自动化程度更高；数据对比画面比较好，更便于操作；数据修改比较方便；增加了上传下载统计功能，这样不仅可以随时统计各馆上传和下载书目数据的数量，还能根据预先设定的收费标准自动统计出应收和应付的费用。
当然，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不能仅仅满足于系统内的统一、共建和共享。对建设全国社会科学院联机联合编目系统，胡广翔有自己的设想：
建设一个社科院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科院系统联网的、数据完整的、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全国社科院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社科院的地位和规模相匹配的全国社会科学工作共享的全国社会科学书目数据中心。人们不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上网访问这个中心，均可一次性地查全、查准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目信息。建成了这个中心，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平台。形成了这个平台，以后只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就能很容易地在这个平台上逐步实现各种文献类型的文摘、目次乃至全文和多媒体资源的共建共享业务，为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彻底改变目前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服务技术和手段严重滞后的状态，从根本上提高对科研服务的力度。另外，各地社科院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资料和开展的业务项目各具特色，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实现全国社科院图书馆系统内资源共建共享，将会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
为达到这一目标，胡广翔从2003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来推进全国社科院图书馆系统开展联机联合编目建设。几年来，他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撰写了《省市社科院图书馆的藏书状况》和《对各省市社科院图书馆进行初步调研情况的分析》两篇调研报告。起草了《全国社科院图书馆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建设方案》，并在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第九次协作暨学术研讨会上讨论通过。除此以外，他还组织了一系列专家论证会、编目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课题业务研讨会。这些工作对促进全国社会科学院编目系统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胡广翔的工作得到了社科院领导极大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全国社科院图书馆系统的联机联合编目建设，已经成为他们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并明确地写入了社科院的“十一五”规划之中。当然，作为具体实施部门的社科院文献中心也会将这一工作在“十一五”期间贯彻到底。
本报记者巴丽华
胡广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联机编目协调中心主任
王松林：联机联合编目体系当为理想编目模式
目前，国内所存在的编目体系呈多足鼎立态势，各地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以及港澳台图书馆的编目方式均有不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全国联合编目体系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图书馆编目专家王松林教授解释说，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即CALIS编目体系，属于“学院派”；而全国联合编目体系，即国图编目体系，则属于“实用派”。因为前者的文献著录原则和MARC格式的规定，大部分都可以在ISBD和UNIMARC中找到依据；而后者的文献著录原则和MARC格式的规定则更多地考虑了中文文献的特点。
对于我国现存的一国多种且差别明显的编目体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信息管理方面的专家王松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国家存在差别明显的几种编目体系并非坏事，就像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OCLC编制的MARC记录存在差异一样。但是如果这种差异影响到读者的检索和使用，那就应该引起注意，编目的差异底线即是否影响检索和使用。”他表示，在现今网络环境下，各编目体系和各图书馆编制出来的MARC记录的标准化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良好的书目数据库系统应具有开放性，既能对外部标准化的MARC记录正确地接受和使用，也能将其内部数据转换成标准的MARC格式输出，这要求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在建立MARC记录时必须将书目内容的标准化放在首要位置，严格按照标准的MARC格式录入，采用统一的分类主题标引、统一著录格式，建立相应的规范文档。
王松林教授认为，编目工作的四大原则，即思想性、规范化、实用性和计划性。总体而言，即在思想性原则的指导下，力求使编目工作做到规范化；但在规范化的同时，也要积极考虑文献机构目录的实用性；而实用性又非随心所欲，需用计划性原则作为指导。此后，王松林根据2003年国际图联的《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归纳出对于编目原则的新想法，即标准化、易检索、规范化和便利性。从王松林教授提到的这新旧两种原则中可看出，编目工作的标准（即规范化原则和标准化原则）和检索（实用性原则和易检索原则）是制定编目体系的重点，只有编目信息标准化，才能实现编目的统一，而统一编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便于用户检索。“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是否影响检索和使用是控制编目差异的根本原因。”王松林教授说。
谈到理想的编目方式时，王教授表示联机联合编目方式最为理想。“国内外实践证明，联机联合编目可以提高编目效率、降低编目成本、提高书目质量和分享专业知识与技能。在这四大好处中，我认为最后一点最为重要。”编目工作是一种复杂的智力劳动，一个优秀的编目员不仅要熟悉各种编目规则、主题和分类表等编目工具，还要熟练应用各种获取外部数据的系统软件。此外，编目员除具有图书馆学的专业知识外，还需具备其他学科背景和一定的外语能力。“对一个机构而言，拥有全能的编目人才实属不易，”王松林说，“这就要求通过建立联机联合编目系统来分享各馆所有的学科专家或外语人才。至于数据模式，我认为目前比较理想的是一种FRBR模式。”FRBR模式较之传统编目系统的扁平结构能更清晰地描述和聚集相关的资源，并重新定义了传统的书目概念，将用户关心的书目记录核心元素称之为实体，而这些实体又可用属性来描述，并使用关系数据库中的E-R关系模型来建立书目记录模型，详细地分析实体、实体属性及各实体之间、实体与用户使用书目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于国内编目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王松林教授谈到宣传部出版局陈蒸源先生“编目前移、再前移”的思想。所谓编目前移，是指过去的随书配卡以及现在的图书在版编目工作。这两项工作虽然使图书馆在收到图书的同时也得到了图书的编目数据并避免了再分散编目的工作，但只能满足卡片式目录的手工编目需要，在现今普遍实行计算机编目的情况下，各图书馆仍需自行编目。而王松林所指的编目再前移，是指由出版社从出版物制作的源头，就利用计算机排版文件的相关部分（含扉页、版本记录页、内容简介、书名页等，详细著录还应包括目次页和各种插页），自动提取书目记录所需的元数据，生成通用的MARC格式。王教授坦言，“可以设想，如果所有的出版社都能在出版图书的同时将通过MARC记录提供给书商、图书馆、书目工作人员，就可以省去很多重复编目环节，从而真正实现‘一家编目、社会共享’，同时也能解决编目不统一的问题。但是要使所有的出版社一下子都改用复合出版系统（HDPS）现在还有阻力。”
但王教授补充，即使今后实现了编目再前移，编目不统一的现象仍会出现。这是因为文献收藏机构所收藏的文献并非全部来自出版社，即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是来自内部出版物。在如何解决编目不统一的问题上，王教授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全社会对书目工作标准化的认识，书目工作不仅事关文献收藏机构，而且关乎书店、书商和出版社的销售；二是以国际标准为准绳，组织国内各行业和专业的学者，制定出全社会都能接受的编目规则和MARC格式，并以标准形式颁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作为推荐使用；三是建立编目规则和MARC格式论坛网站，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专家会诊，对编目规则和MARC格式进行定期更新。此外，对出版社、书目发布机构以及文献收藏机构的编目人员，应该进行严格的业务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数据核查制度。
“国内外现今都在谈论编目的统一和标准问题。”王松林教授说。2003年，国际图联“IFLA国际编目规则专家会议”召开后，产生了《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其实，遵循《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草案）》既能增进国际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的共享，又能指导《国际编目规则》的编制，这一编制计划已成为国际图联编目组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教授表示，“但在编制《国际编目规则》的过程中，若将检索点和规范记录等问题一并纳入，应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更需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另据了解，在今年的国际图联会议上，各国代表将会对各国编目的差异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在未来几年能发布一个国际统一的编目标准，以消除各国分歧。
本报记者李漓
王松林，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